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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文化阐释
廖小平
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地看，“诚”与“信”首先并不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信”是一个比“诚”出现得更早的概念。这在迄今的有关考证中也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从逻辑上看，“诚”却是“信”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无“诚”即无“信”。这与中国文化特别重视“诚”以及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论证方式有关。在中国文化中，“诚”首先并不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宇宙本体论意蕴的范畴提出来的；并且，作为本体论范畴的“诚”，制约着作为主体性范畴的“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即是说，“诚”是天本来即有的本性，对天的这种本性的主体实践（“诚之”，即“行”）即为人之诚的本性，人之诚来源于天之诚并由天之诚所决定。《孟子》所说的“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则从另一个角度，即对天之诚的“思”的角度，来说明天之诚是人之诚的本根。发展到后来，作为本体论的诚转化为主体性的诚，对于诚之主体而言就自然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义，诸如朱熹所言：“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正是“诚”从本体论向主体性的道德论的转化，才使“信”这一作为纯粹伦理道德的范畴得以奠定在“诚”的基础上，并与“诚”合二为一。换言之，信之所以可能，从根源上说它是由天之诚经人之诚所前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比信具有更根本、更本原的意义。于是，诚与信的下述关系便是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推论：（1）“诚”是“信”之本，“信”是“诚”之用；（2）“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所为之实”；（3）“诚”则“信”，“信”不一定“诚”。在中国文化中，只有理解了诚与信的上述关系，才能对“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有较贴切的理解。
在西方文化和文献中，很难看到“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在英文中更没有与“诚”相对应的统一的单词，更多看到和使用的却是包含着“信”的各种概念，如信用、信任等等。这也许是语言差异及转译的困难所致。但在西方语义中，相较于“诚”而言，“信”的作用更为突出，对“信”的使用频率更高。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信并不非以诚为前提和根据。西方对“信”的规定并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非去追索“信”的“诚”之形而上前提和伦理道德基础，而是把“信”的根基奠定在契约观念之上。他们把“信用”、“信任”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它不非必以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诚”为依据，而是充分体现了契约观念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特征，并最终演变为法律原则。
中国当前的诚信缺失，在文化上可以从上述中西文化对诚信的不同理解中得到解释：从中国文化来看，作为道德之根基的“诚”，日渐被市场经济的“信用”所替代乃至淡化，经济信用似乎可以代替一切，“诚”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以致不堪一击，于是“信”与本来决定它的“诚”出现了割裂。这样，在中国文化看来，“信”缺失了“诚”这一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和伦理道德根基，从而沦落为一种纯粹实用的经济理性的工具，进而可能走向“信”自身的反面。从西方文化来看，西方的“信”并不非以“诚”为根基和依据，它是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的。但在中国，一方面历史上缺乏契约观念的传统，另一方面，现代契约观念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因此，“信”同样缺失契约观念的依据和基础。这样，从中西文化上看，中国当前诚信缺失也许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8月24日）下列有关中国文化对于“诚信”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比“诚”出现的更早，与“诚”的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 |
| B．在中国文化中，重视“诚”的重要性，将其提升至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将其视作是上天的本性。 |
| C．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诚”首先不是做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而出现的，而是做为一个本体论范畴而呈现的。 |
| D．在中国文化里，“诚”是“信”的根基，“信”是“诚”的运用，有了“诚”则一定有“信”，有了“信”，就一定有“诚”。 |
下列关于中国当前“诚信危机”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经济所倡导的“信用”完全替代了具有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的“诚”。 |
| B．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信”丧失了“诚”的基础，与“诚”产生了严重背离。 |
| C．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缺少西方的契约观念，当前国人的观念、心态及行为取向等方面，缺少现代的“信用”理念。 |
| D．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缺少西方的契约传统，有关于“信用”的各种法律规章尚不健全，还存在很多漏洞。 |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西方的“诚信”更侧重于对“信”的理解与运用，这表明西方的“信”不以“诚”为根基，不具备任何的伦理道德色彩。 |
| B．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将“诚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和运用，“诚信”是一个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畴。 |
| C．“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表明朱熹已赋予“诚”以伦理道德意义，诚与信合而为一，“诚”完成了从主体论向本体论的转化。 |
| D．由于对“诚”重视，使得中国的“信用观”更多地崇尚道德自律，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法律建设的缺失和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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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文为诗”
朱自清
为什么到了宋代才有诗文分界的问题呢？这有很长的历史。原来古代只有诗和史的分别，古代所谓“文”，包括这两者而言。此外有“辞”“言”“语”。但这些都没有明划的分界，诗与史相混，从《雅》《颂》可见。诗、史、辞和言、语相混，从《老子》《庄子》等书内不时夹杂着韵语可见。至于汉代称为《楚辞》的屈、宋诸作，不用说更近于诗了。
汉代是个赋的时代，那时所谓“文”或“文章”便指赋而言。汉代又是个乐府时代，假如赋可以说是霸主，乐府便是附庸了。乐府是诗，赋也可以说是诗，班固《两都赋序》第一句便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赋出于《楚辞》和《荀子》的《赋篇》，性质多近于诗的《雅》《颂》，以颂美朝廷，描写事物为主，抒情的不多。晋以后的发展，才渐渐专向抒情一路，到六朝为极盛。按现在说，汉赋里可以说是散文比诗多。所谓骈体实在是赋的支与流裔，而骈体按我们说，也是散文的一部分，这可见出赋的散文性是多么大。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那么，汉人所谓“文”或“文章”，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了。
乐府以叙事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它发展到汉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诗。可是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是成立在魏、晋间的阮籍的手里，他的意境却几乎全是《楚辞》的影响。魏、晋、六朝是骈体文和五言诗的时代，但这时代还只有“文”“笔”的分别，没有“诗”“文”的分别。“有韵者文”，“无韵者笔”，是当时的“常言”。赋和诗都是“文”，和汉人意见其实一样。另一义却便不同：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是“笔”。这个说法还得将诗和赋都包括在“文”里，不过加上骈体的一部分罢了。
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所以当时人特别强调“诗”“笔”的分别。杜牧有“杜诗韩笔愁来读”的句子，可见唐一代都只注意这一个分别。杜牧称韩愈的散体为“笔”，似乎只看作著述，不以“文”论。韩愈和他的弟子们却称那种散体为“古文”，韩创作那种散体古文，想取骈体而代之，也是划时代。他的努力是将散体从“笔”升格到“文”里去，所以称为“古文”。他所谓“文”，似乎将诗、赋、骈体、散体，都包括在内，一面却有意扬弃了“笔”的名称。唐人连韩愈和他的追随者在内，都还没有想到诗文的对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体成了正宗。骈体不论是抒情的应用的，也都附在散体里，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评应用文的（骈体居大多数），虽分评，却都称为“文”，这个“文”的涵义，正是韩愈的理想的实现。这样，“笔”既并入“文”里，“文笔”“诗笔”的分别，自然不切用了，于是诗文的分别便应运代兴。诗文的分别看来似乎容易，似乎只消说是“有韵者诗，无韵者文”就成了。可是不然，宋人将诗从文里分出，却留着辞赋，似乎自己找麻烦，但一看当时“文体”的赋的发展，便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成立了诗文对立的局势，而二者的分别又不在韵脚的有无上，所以有许多争议。争议虽多，共同的倾向却很显明，那就是风诗正宗。
（选自《朱自清文集》，有删改）下列对于“文”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由诗与史组成的古代的“文”与“辞”“言”“语”几者间没有明确的区分，《老子》《庄子》等作品是其有力的证据。 |
| B．汉代所谓“文”就是赋，赋与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赋的支与流裔的骈体又是散文的一部分，故“文”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 |
| C．魏、晋、六朝时期对“文”有另一种释义，所谓“文”是与“笔”相对的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包括所有的赋、诗和骈体。 |
| D．宋代，散体成了正宗，“笔”并入“文”里，“无韵者文”，形式包括赋、骈体、散体等，这些也都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 |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楚辞》的屈、宋诸作，近于诗，但不是诗，这说明古代诗、史、辞、言、语之间的划分不明显，诗文分界也无从谈起。 |
| B．汉代的赋与骈体逐渐从诗中分离出来，且二者都具有浓郁的散文性，这是因为作为散文一部分的骈体是赋的支与流裔。 |
| C．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成于魏、晋间的阮籍之手，且可见《楚辞》之影响，而汉末的乐府孕育的五言诗也不无抒情的痕迹。 |
| D．宋代，将“笔”并入“文”里，所以“文笔”“诗笔”的分别就不甚明了，只是“有韵者诗，无韵者文”的说法也非楚河汉界。 |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文对立在出现之前，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时期，如汉代、魏晋六朝、唐代，先后出现了诗史的分别、文笔的分别、诗笔的分别。 |
| B．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当时只注意到“诗”“笔”的分别，即使韩愈和他的追随者扬弃了“笔”，也还未料及诗文的对立。 |
| C．到了宋代，诗文才出现分界，这与历代文学样式的发展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唐诗的飞跃与突破、“笔”归到了“文”中等。 |
| D．诗文对立存在许多争议，是因为根据韵脚的有无不能区分出诗与包含在“文”中的用韵的“辞赋”，而“风”是诗的正宗却显而易见。 |
阅读下面的材料，回答问题。
战士和苍蝇①
鲁迅
①叔本华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②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③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④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⑥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①本文是鲁迅先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写的一篇杂感。解释“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这句话的内涵。
请概括说明“苍蝇们”的丑态。
文章的五、六两段蕴含了作者哪些情感？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小题。
再谈俗从何来
范 曾
人俗，其艺未必俗。茨威格写巴尔扎克平生所为俗事连篇累牍，然而不碍其为旷代文豪。惟其艺不俗，故巴尔扎克自负其征服世界的魅力：“彼(指拿破仑)以剑锋创其始者，我将以笔锋竟其业。”雨果则在其坟前云：“当他站在时代上面去创造绝对价值，没有考虑到去迎合同时代人的趣味时，巴尔扎克就到达最伟大的地步。”人俗如张瑞图，其字则高华典雅，绝无俗意。说赵孟頫俗，那是民族意识蒙蔽了审美意识，其实赵孟頫的字是不会与俗字联姻的。我们不为贤者讳，齐白石对金钱的爱慕和吝啬，的确去雅甚远，但齐白石的画俗吗？我们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人性的二元论，当上述大师趋附名利时，灵魂的蒸发物是“庸俗”，而当他们创造绝对价值时，灵魂的蒸发物是“高雅”。
最能悟到自身灵魂俗、雅二元组合和分裂的是托尔斯泰，他说有一个人性的托尔斯泰和一个兽性的托尔斯泰，而兽性的托尔斯泰恒为人性的托尔斯泰所打倒。亦如《伊德和自我》所云，原始的伊德显然是很不堪的；惟有“超我”的追逐，使伊德趋向完美。
显然当艺术家升腾着庸俗之气的时节，和天下的俗人没有任何区别，俗谚云“诗人之作清绝，慎勿为邻居”，恐怕是这诗人灵魂二元分裂和组合表现特显，故诗可读，而人不可交。谢灵运即是最佳例证。
当一个艺术家创作时，他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当他不创作时离于道、摒于德、背于仁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样的例证亘古至今，不绝如缕。哲学家似乎也不例外，譬如卢梭和弗兰西斯•培根。这种矛盾的状况，是不能轻易用“伪君子”三字去说清的，上帝造人或女娲造人，大体用的泥巴有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二元结构的形成，我们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太古。
即使同一作家和画家，其作品也可能蕙莸杂处，雅俗并存，雨果在巴尔扎克坟前固不会罗列他所写的充满脂粉气的、鄙俗的、同时效力于几个文坛鸨母的文章，茨威格却读到过这些，然而权衡轻重之后，茨威格还是把崇敬和赞叹奉给了巴尔扎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龚定庵(龚自珍)的一首诗，可谓深恶痛绝，细味之，的确俗得可以。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间，便说寻春为汝归。”“偶赋凌云”时龚定庵灵魂中蒸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千古绝唱；而当他“偶倦飞”时，鄙陋人性暴露无遗，对女人说谎，而且目的是“寻春”，百年之后，我深为龚定庵耻。然而权衡巨细，我在愤怒之余，还是把尊重奉给龚定庵。
我们所希求的当然是道德文章兼美的完人，然而当我们以此尺度去苛求古人时，恐怕打击面会过宽，所幸我们欣赏的是艺术成果，而不一定先了解隐私劣迹后再读诗歌文章，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把比较宽容的尺子，可以容纳一些甚至是坏人的作品。时过境迁，坏人的劣迹与他的作品距离会越来越大，恶劣的品德和秽行，作为原始的兽性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剩下的好东西总是属于人类智慧的一部分，于是我们会读到元遗山论谢灵运时的备极赞美之句：“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谢灵运以“池塘生春草”五字留芳千古，而那些“无补费精神”的诗人早为人忘却，这些诗人中必然有为人品格比谢灵运高尚百倍者。艺术的审判台不是道德的审判台，这是史家所必须注意及之的。阅读第一小节，列举出文中所举用以证明 “人俗，其艺未必俗”的例子。
什么是“人性的二元论”？作者用谢灵运、龚自珍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什么观点？
俗从何来，俗的根源何在？请根据原文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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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根的清静
王开岭
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在我眼里，古诗中最好的句子，所言之物皆为“静”。读它时，你会觉得全世界一片清寂，心境安谧至极，连发丝坠地都听得见。
古人真有耳福啊。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住，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
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一是音乐。
我一直认为，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寂静”，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音乐未诞生前，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也是唯一的爱情。
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巷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对人间美好之音，明人陈继儒曾历数：“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小窗幽记》）
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儿时，逢夜醒，耳朵里就会蹑手蹑脚溜进一个声音，心神即被它拐走了：厅堂有一盏木壳挂钟，叮当叮当，永不疲倦的样子……那钟摆声静极了，全世界似乎只剩下它，我边默默帮它计数，一、二、三……边想象有个孩子骑在上面荡秋千，冷不丁，会想起老师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想，这叮当声就是光阴，就是黄金了罢。
回头看，那会儿的夜真静啊，童年耳朵是有福的。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
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机翼呼叫、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双手捂耳也没用。
耳朵，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贴。机械统治的年代，它粗大的喉结，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像磨砂，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
一朋友驾车时，总把“重金属”放到最大量，他并不关注谁在唱，按其说法，这是用一个声音覆盖一群声音，以毒攻毒，以暴治暴。
我们拿什么抵御嘈声的进攻呢？
耳塞？地下室？使窗户封得像砖厚？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隙？当然还有，即麻木和迟钝，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有个词叫“失聪”，就是这状态。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份静太陌生、太异常了，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就像一个饿者乍食荤腥会滑肠。
人体感官里，耳朵最被动、最无辜、最脆弱。它门户大开，不上锁、不设防、不拦截、不过滤，不像眼睛嘴巴可随意闭合。它永远露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我对朋友说，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
不是么？论吃喝，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华夏之餮、举世无双。视觉上，美色、服饰、花草、橱窗、广场、霓虹，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色相”上下功夫。
口福和眼福俱饱矣，耳福呢？
有个说法叫“花开的声音”，一直，我当作一个比喻和诗意幻觉，直到遇一画家，她说从前在老家，中国最东北的荒野，夏天暴雨后，她去坡上挖野菜，总能听见苕树梅绽放的声音，四下里噼啪响……
苕树梅，我家旁的园子里就有，红、粉、白，水汪汪、亮盈盈，一盏盏像玻璃纸剪出的小太阳。我深信她没听错，那不是幻听和诗心的矫造，我深信那片野地的静，那个年代的静，还有少女耳膜的清澈——她有聆听物语的天赋，她有幅画，叫《你能让满山花开我就来》，那绝对是一种通灵境界……我深信，一个野菜喂大的孩子，大自然向她敞开的就多。
我们听不见，或难以置信，是因为失聪日久，被磨出了茧子。
是的，你必须承认，世界已把寂静——这大自然的“原配”，给弄丢了。
是的，你必须承认，耳朵——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
（选自《今晚报》，有删节）文章开头“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颇有特色，试分析这样写的作用。
作者认为“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试结合全文加以具体分析。
结合全文，理解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寂静”
探究作者反复说“古人真有耳福啊”“ 童年耳朵是有福的”，表现了作家什么样的情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糊涂一世
（俄）阿纳托利·特鲁什金
一个星期天。我岳父岳母来了，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坐在一起聊天，像其他人一样，谈论着社会上的贫困、犯罪、盗窃、政府不作为等等问题，我们都认为，生活中的丑恶比比皆是。
我说：“我们的生活之所以有这么多丑恶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不敢站出来大声地说真话，只是在角落里小声地嘀咕。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敢实话实说，生活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突然，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黑人，西装革履，后面还跟着6个人，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拿着摄像机。
那个黑人走上前来叽里咕噜地朝我说了一堆话，我一句也没听懂。这时钻出一个翻译来：“这是糊涂国国王糊涂二世。他说祝您家里永远阳光灿烂，好运连连，财源滚滚。”
我赶紧道谢，然后又问他们有什么事。翻译回答说：“国王想拜访一下普通的俄罗斯家庭，看一下俄罗斯的普通家庭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翻译说完，又递上了一份国王的礼物，一个小首饰盒。
我当然不是因为这件小礼物，而完全是出于礼貌才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我说：“那快请进吧。欢迎您的到来。”
国王的保镖们立刻把我们家的墙角旮旯都巡视了一遍，我们家这几口人傻乎乎地对着人家频频点头。
最后大家终于落座了。国王左右环顾了一下说：“您的家不太富裕啊。”
你看，他来之前我们正抱怨着呢。他这话说得多是时候啊。但我总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丢面子吧？于是我说：“怎么不富裕？对一个一口之家来说足够了。”
国王马上就问其他那些人都是谁。我灵机一动，指着岳母说是我的仆人，指着岳父说是我的司机。我老婆一听就撅起了嘴，但为了国家的尊严没有出声。
“这几个人嘛，是我的按摩师和她的孩子们，他们来看看我。”我最后指的是我的老婆和孩子。
国王一听大吃一惊，差点跳了起来。他的保镖们立刻把我们家的墙角旮旯、大小房间又都查看了一番。
“您就一个人住？那您不在家时，不怕家里的东西被偷吗？你们这儿没有小偷吗？”国王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摇着头说，根本就没听说过丢东西这样的事。我说：“我们俄罗斯家家户户从来都不关门，白天黑夜门都开着，谁爱进谁进。从来没发生过盗窃的事。”
“噢，”国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把眼睛瞪得大大地说，“可在我们国家到处都是小偷。甚至你走在街上，裤子都有可能被人扒去。”
这次换我们故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说：“怎么这样呢？这也太野蛮了！这是什么传统啊？在我们这儿，你出门前在地上放100卢布，逛一圈回来后，钱还在地上呢。”
我的话让国王大惊失“色”，差点没变成白人。随后他又小心翼翼地问：“那你们偷国家的东西吗？”
我回答说：“在我们俄罗斯，偷国家的东西还不如上吊呢！谁要是偷了国家的东西，谁就再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帮助，说不定还会被杀了呢。”
我刚说到这儿，国王起身就往外跑，他的保镖们最后把我们家又检查了一圈。
国王要告辞了，我对他说：“您用不着为那些小偷小摸的事烦心。您的国家跟我们国家没法比。我们国家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但我相信您的国家盗窃抢劫的事也会越来越少。”他们终于走了。
他们走后，我们全家对刚刚发生的这件事又感慨了一番。半个小时后，我们才想起来去别的房间看看，这时大家才发现，家里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没了。我拿过那个小首饰盒一看，首饰盒的底部用俄语写着一行字：“我是糊涂二世，你是糊涂一世……”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因为平时节目上所见受访家庭都是做了准备的，所以，“糊涂二世”拜访“我”，是想看一下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普通家庭的样子。 |
| B．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对“糊涂二世”的发问，“我”谎称自己是富裕的“一口之家”，在场的岳父岳母和妻子都没有反对。 |
| C．小说多次写国王的保镖们巡视墙角旮旯，为下文埋下伏笔，暗示可悲结局；凸显“我”和家人的可笑、可怜，增强作品的讽刺意味。 |
| D．小说以“糊涂一世”为题，暗示主人公糊涂了一辈子，糊涂到了顶点；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一塌糊涂的社会现实状况。 |
E．作者煞有介事，把一个虚构的事情写得像实有其事，并且用幽默诙谐的笔调表达了对人性扭曲的深刻反思，呼唤着美好的人性。文中的“我”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
国王送的礼物首饰盒在文中有何作用？
小说中的“我”在私下和家人说真话，但当着外人的面却一味编造谎言，他说的谎言有那几个方面？对其说谎，人们褒贬不一。你的看法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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