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请写出构图要素,并阐述其寓意。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 赋予文献以生命 刘德杰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学者就有一种情怀——创造思想、担当道义。郑州大学刘志伟教授以发显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为研究使命,以关涉“圣贤”与“英雄”这两大中国核心文化概念关系的研究为统摄,体认、把握中国文化的心灵结构,最后写成《汉魏六朝文史论衡》一书。 此书分为上篇“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创造”、中篇“感‘士’不遇与志‘道’风流”、下篇“《文选》与各体文选论考”。与一般文史论著相比,本书的特点是:有自觉的理论意识,注重对文献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的阐发,发掘意识形态对文化创造的支配作用,于是 赋予“死文献”以“活生命”。 以“大视野”观照“小文献”。中国传统文化本以整体性思维为特色,对中国古代的文史研究追求融通经子、出入文史,以整体视野和融通精神主导研究,将研究对象“还原”到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作整体观照。下篇之《曹操“捉刀”叙事考论》就是以“大视野”看“小文献”的代表之作。《语林》与《世说新语》皆叙“曹操捉刀”之事,不过数十字,但二者存在细微差别。刘志伟以敏锐的学术眼力发现了其间隐藏的文化精义:“《世说新语》对《语林》‘捉刀’条的选择眼光,其实正体现了作者对由‘英雄’崇拜转为文化审美这种魏晋文化思想变化的深刻把握和认知。”各篇之见解,均来自于对特定历史文化时空的整体观照,不仅融通了文史,也“穿越”了古今。 从“细微处”揭示“大意义”。有感于科学主义主导人文学术研究之弊,刘志伟坚持了这样一条研究道路:“以坚实的文献整理与考据功夫发显中国文化思想精义”。他的研究显现出学术追求的“向上一路”:由偏爱对文史的原初感悟到偏重理论思维,再到强化文献基础与小学功夫训练,再到以坚实的文献整理与考据功夫阐发中国文化思想精义。该书以思想统领文献,注重学理探寻,善于从文献细微之处揭示文化“大义”。如《边让与〈世说新语·言语〉“范式”》从《世说新语》“言语”门首条“边让见袁阆”这一微小叙事的用意开始,揭示出汉末魏晋“言语”时代的文化精神,进而发显了“言语门”首条叙事的“范式”意义。没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夫,没有对士人在文化创造中的历史作用的深切体悟,是难以做到的。 由“主内证”思量“辅外证”。《汉魏六朝文史论衡》提出了“内外证结合而以内证为主”的研究思路,“内证”是指文献本身所能提供的证据,“外证”是指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发掘文献内存的证据,比任何外证都更有说服力,因为“内证”是文献本身“内在理路”的客观展示,是直接证据。如《〈文选集注〉成书众说评议》综合评议了关于《文选集注》成书的各种观点及其论证方法,发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直接证据缺失,间接证据有限,各说都无法让人完全信服。”为此,该文比勘了《文选集注》所引李善注、陆善经注、《文选钞》等古注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文本内证”及相关“佐证”的角度提出问题:“刊本中的李注是否曾经参校过《文选集注》或者这一系统的其他抄本?”——这对推进《文选集注》研究乃至《文选》研究不无方法论意义。 《汉魏六朝文史论衡》将坚实的文献考信与鲜活的时代文化结合,使得那些看似无关的“死文献”被赋予了“活生命”,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接续学术元气”“体悟学术生命”。 (《人民日报 》2014年2月4日08 版)下列对“赋予文献以生命”的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 就这么旁逸斜出下去 王晓莉 ①出单位门时,恰好园林工在修剪道两旁的树木。经过几个季节的生长,这些以樟树为主的树木都已长得有声有色。每棵树都像一个小型国家,有些肆无忌惮地扩张着,街道为此稠密了不少。 ②一年两季的被修剪,成了这些树木的必修课。电剪刀哧哧作响,那些长在树顶端或者树身周边的细嫩枝叶,随之纷纷落马。而即使更粗壮些的枝条,也不消五秒钟,就在强大的马力之下一折两断。很快地,这树便被修剪成了一把标准的伞,整整齐齐,笔直向上。不消一个上午,这条街就将撑起一长排绿伞。每棵树都生得一模一样了。 ③地面上,那些枝枝杈杈纠缠不休地堆积着。树木的清香四处飘逸,树叶子与松针层叠一处,色彩斑斓。脚踩在上面,柔韧而温暖。这是在园林工眼里,一棵树中比较旁逸斜出,并不值得继续容留于树的那一部分。不能有损于秩序,破坏秩序等于破坏美,等于多余。这大约是园林工人的美学原则。 ④但我的,恰好与他们相反。 ⑤树最有趣的部分,恰恰在于那旁逸斜出。那几棵枝条如何溜出了向上生长的大部队,而独独朝着左上角努力?一簇叶子又如何密密麻麻聚集在了一起,像开一个研讨会般比别处热闹、喧腾许多?它们没有成为树的主干,没有引领一棵树生长的那股绝对力量。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它们不是“主流”。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⑥一棵树。完全的秩序,完全的规则,该是多么乏味啊,就像兵营,像一律穿了病号服,像活了一生却毫无故事的人。 ⑦在我所喜欢的电影里,除了故事主角,导演往往安排些和故事不怎么相干的人。他可能是个独居多年的老邻居,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狂热地宣讲着宗教教义、人生哲理,而他的听众,却是两个踢足球之后累瘫在沙滩上休息的男孩子;也可能是个热爱酒精的工人,在电影的背景深处,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苦闷至极的酒。他们类似于文章中的“闲笔”,对于故事的发展或推动其实完全不起作用。 ⑧这样旁逸斜出的人,我却总是看得心领神会。很久以后,关于这场电影,我脑子里什么也留不下了,却依然能回忆起他们。就好像在翻阅一堆历史书籍之后,我能记住的,往往是类似于野史、花絮的部分——它们从历史这棵大树的灰色的树身中旁逸斜出,冲破森严,开出斑斓的花朵,人性的色彩与趣味尽在其中。 ⑨在我们周遭的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小人物。他们永不知名,总是存在。他们有着和主流人群不一样的心事、不一样的心路,他们很容易就透露出接近于生命本质的部分,不掩饰、不修剪,因而不做作。门卫、修鞋子的人、路边摆摊卖廉价发饰的母女……他们是世界这棵大树上旁逸斜出的部分。如果世界要唾弃谁,他们必是最先被唾弃;如果世界要剪伐谁,他们必最先被剪伐。但是在被唾弃之前不能自弃,在被剪灭之前不能自灭。他们的力量来源于此。 ⑩关于“旁逸斜出”,种过苹果树的朋友告诉我一个让人很受鼓舞的故事:在苹果树的树根,常常会突然蹿出一种叫“徒长枝”的枝子。它以惊人的速度爆发,长势凶猛。当它的势头盖过主干时,有经验的果农会毫不犹豫地把已遭虫蛀、遭风雨侵蚀、多年不长的老干剪去。事物的新陈代谢并不只有一种方式。 ⑪的确,过了几天,我再看单位门口的那些树木,还是在被修剪的部位,树身又长出了新芽,它们所朝向的,依然是那个旁逸斜出的方向。 ⑫那些旁逸斜出的树。那些旁逸斜出的人。且让我们就这么旁逸斜出下去。 (选自《散文》2014年第5期,有删改)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准确的两项是(4分,两项都对得4分,答对一项得2分,有错项得0分)
E.本文语言犀利,措辞华美,充满激情,对底层人、边缘人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与悲悯,挖掘出了人性的深度。为什么作者认为“树最有趣的部分,恰恰在于那旁逸斜出”? 赏析文中画线的句子。 它们从历史这棵大树的灰色的树身中旁逸斜出,冲破森严,开出斑斓的花朵,人性的色彩与趣味尽在其中。怎样理解本文标题的含义?结合生活实际,谈谈你从文章中获得的启示。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 中华文明基于地缘因素的强大包容力 阮炜 从文明整合力和文明规模来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占有地缘优势。 众所周知,现代之前的中华文明享有无与伦比的规模和连续性,而这背后的原因又在于其强大的文化吸引力。问题是,中华文明为何具有这种能力? 只要同其他文明作一个简单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发展出这种的能力,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享有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么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这里大体上没有崇山峻岭和湍急河流把各地区隔断,而河流流向又大体一致,极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也极有利于政治-文化整合。 相比之下,埃及和西亚文明虽都有适合文明萌生的极佳自然条件,却不享有如此巨大的一个陆地板块。西欧虽也适合农耕,却明显更寒冷,在古代条件下农业生产率较低,而各主要河流又从阿尔卑斯山脉流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因而地区间被隔断,再加海洋阻隔,便被天然地划为法、德、意、西、英等民族或地缘政治区域,很不利于政治-文化整合。印度虽同样是一个大型陆地板块,且降雨量和气温都适合农耕,却因雨季时河水流量太大也太湍急,十分不利于地区间交往乃至共同体整合。这就解释了印度为何文化、语言、宗教超多超复杂,整合程度明显不如中国。 因此从文明整合力和文明规模来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占有地缘优势。它不光拥有黄河流域,紧贴着黄河流域还有淮河和海河流域;往南,更有巨大的长江流域和规模可观的珠江流域。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巨大山脉把几个大河流域隔开。往北一直到东北,往西北一直到嘉峪关一带,都天然地连成一片,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且或多或少都适合农耕。在这种情况下,一地与另一地间的文化很容易产生紧密联系。据考古发现,大约距今五千年时,华夏各地之间的文化同质性便相当高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历史上的中国为何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同化力。秦汉唐和元明清时期中国在向南、北、西北、西南和东北方向扩展时,对周边民族产生巨大的文化吸引力。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文明深刻影响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文化走向,将其纳入中华文明轨道,形成了儒家文化圈或东亚“汉字文化圈”。 从中华文明内部来看,中原文化在扩散的过程中对于周边民族来说也一直是一种强势文化,或者说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中,主要是后者接受前者的文化。但既然是互动,中原文明也会吸收少数民族的先进文化。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模仿游牧民族,搞“胡服骑射”,大大提升了赵国军力。游牧民族文化为何对汉民族有吸引力呢?因为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军事技术发达。爱屋及乌,汉人既对军事技术感兴趣,对游牧文化的其他方面也会感兴趣。元清时期,汉族接受游牧民族文化的规模就更大了,且远不限于军事。 但总的说来,主要是游牧民族不断吸引汉族文化,最后融合到中华文明大家庭中来。从一些姓氏也可以看到这点。例如“完颜”本来是一个少数民族姓氏,为了显得与其他汉人的姓没有区别,就简化为“颜”。百家姓里的“石”姓主要也源自鲜卑。这个姓氏可追溯到一千七八百年前,这表明鲜卑人当时就开始了汉化过程。从语言形态看,古代中国北方大多数游牧民族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从中亚到东北亚很大一片区域都是从前阿尔泰语民族游牧居住之地;很多阿尔泰语民族已大体消亡,如契丹、鲜卑等)。现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古代契丹人、鲜卑人都是阿尔泰语民族。满族、鲜卑族已几乎完全汉化。蒙古族中也有很多人汉化,当然汉族中也不乏被游牧民族同化之人。 尤其应注意的是,西元5世纪,建立了北魏政权的鲜卑统治者在鲜卑人中从上到下强制推行汉文化,从而为其他少数民族融入中华大家庭树立了好榜样。但如果中国文明没有基于地缘因素的强大吸引力和包容力,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选自《深圳特区报》)下列关于“地缘因素”与“政治—文化整合”关系的论述,不恰当的一项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奋,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有删改)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E.本文追忆了王瑶教授峻急通脱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面对着种种诱惑,记住王瑶教授是很有意义的。王瑶教授的弟子为什么把他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请简要分析。王瑶教授指导学生的方法很特别,文本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概括。作者把王瑶教授的师训概括为“沉潜”二字,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沉潜”作用的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化创造是原有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创新,绝不是凭空的臆想和猎奇。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牛顿在给胡克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增强文化创造活力,不是站在哪一个巨人的肩上,而是站在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肩上。文学上任何有价值的创造都是在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它是中国文学最深厚宽广的思想、情感、文化、语言和艺术基础。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更应当清醒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坚守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像十八大提出的那样,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大作家应当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精神价值,借鉴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将其融汇在文学创造之中。要怀着自豪、礼敬和虔诚的态度,汲取有益的文化因素,做到厚积薄发,为增强文化创造活力不断提供滋养。要坚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气息,创作更多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人在文化发展中是最关键、最活跃的因素。文学创作是一项需要创造热情、创造冲动、创造精神的特殊脑力劳动。作家是否具有足够的创造力,在其作品中是否含有新的文化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素质决定的。要增强文化创造活力,必须不断提高个人的学识,增加生活的阅历,提高对生活的认识,这样创造活力才有“底气”。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家要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不断强化自我修养、砥砺意志品质、提升道德情操、积聚人格力量。作家应当成为思想的智者。要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看到事物本质,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总结提炼,把独到的感悟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有新的内涵、新的创造、新的提升、新的境界。文学创造活力的激发,还要求作家具备“勇开风气之先”的胆量和气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作家很需要这种“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不能人云亦云,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当然,在创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全社会都要允许和宽容在创造过程中的失误,给予更多的包容、更多的体谅、更多的帮助,形成尊重创造、包容差异的氛围。要真正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到创作中去,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精神,让作家在潜心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时候,更加地心无旁骛,更少后顾之忧,使作家的聪明才智尽情发挥。 (出自2013年1月9日《人民日报》,有删节)下列对于“文学创造”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