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陈旭麓说:“民族的反思,是在遭遇极大的困难中产生的。一百数十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反思是在鸦片战争后,渐知诸事不如人,只有学习西方;第二次反思开始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何以学了西方仍然失败……”。先进的中国人通过第二次“反思”得出的启示是( )
钱穆先生认为:“朱子之所谓理,同时即兼包有伦理与科学之两方面。”下列朱熹的观点中最有可能体现“理”有“科学”之含义的是
“如果不是在西周转入东周的时期出现了文化上的重大变异,也许封建的体制还会周而复始地循环一段时间……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非宗法、非宗教、绝对实利主义的文化成长起来,谁对传统抛弃得越彻底,对实利主义奉行得越透彻,谁就能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实利主义的角逐。”最能反映这种“文化上的重大变异”的是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一言论出自先秦时期的
1913年,泰戈尔凭借其著名长诗《吉檀迦利》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这样写道:“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该评语体现出泰戈尔的作品
某历史学家指出:“一个世纪以前,工业革命将大批劳动力吸引到大机器和能源所在地——工厂里面。今天,相反的趋势在进行当中,现代通讯革命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创造思想和处理信息。”这一变化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