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中说:“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的社会差别。”中国近代最接近这两个梦想实现是在( )
李贽说:“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苦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明代蒲州商人王文显训诫其子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上述主张
现代史学家陈寅恪认为:韩愈不仅“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而且“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lie)点之人物。”韩愈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在于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下列观点中与材料中所体现的主张符合同一思想家的是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写道:(明清)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化有了重大进展。……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方方面,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这里的“反动”是指
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在任仅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李白傲睨权贵,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呼声,他一生狂放不羁,隐逸行乐。二人的人生价值和处世准则明显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