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史学家芮玛丽在其著作《同治中兴》中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同治中兴”
《国富论》写到:“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式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使能在国内外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100多年后严复折服于这些关于中国的论述,是因为亚当·斯密
《字林西报》报道:1927年5月14日,上海最著名的买办世家席宝顺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捕,五天后,以认捐20万元的国家事业费被释放;5月16日,上海最大的酒业商人赵继镛被以同样罪名逮捕,交20万元后释放;棉纺织厂主许宝箴的儿子以共产党罪名被捕,交67万元后释放……。材料说明
1930年6月,中共党内有人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中写到:“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最后的死命。”这表明当时
中国近代某革命政府下达部队动员令,宣布其军事战略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依据该战略展开的军事行动
1924年,教育社会学家陈启天在《国家主义与国民教育的改造》一文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人人以为有国家色彩的教材太狭隘,不如采用含有世界色彩的教材;记述战事的教材太残酷,不如采用歌颂和平的教材较合人道;培养爱国思想的教材太危险,不如培养文化的教材可赞赏。”从材料可以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