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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阳节的来源，向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南朝《续齐谐记》所载的东汉汝南人桓景经方士费长房指点登山辟邪躲过一劫的故事。不过这个说法，并不可信。《齐谐》是一部志怪书，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把它视作史实。晋葛洪《神仙传》说，费长房在东汉时曾做过汝南市掾，后来跟仙人壶公入山修道去了。而桓景，在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都寻觅不到影子，仅仅在《宋书•符瑞志》中提到东晋成帝时有个太守叫桓景。
春秋战国时期对山神的崇拜已很普遍，并形成了一套祭祀礼仪，而这种登高祭祀活动，在人类早期是作为最直接的生存需求出现的。原始先民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群居穴处，辗转山林。山林间生长着各种植物，隐栖着许多飞禽走兽，物产丰饶，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山上云雾弥漫，而人们又观察到云气能致雨，以为山岳为神龙居所，有降雨的能力。而且，山峰插入云霄，高不可攀，人们以为是登天的梯子或撑天的柱子，上面是神仙的居所，并且虔诚地相信，只要登上它，就能超越芸芸众生。原始先民领略了莽莽群山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因而滋生了“万物皆有灵”的神秘自然观念，崇拜、敬畏山岳山神，并且激发了登临神山圣境的强烈愿望。“崇”字从“山”从“宗”，说明“崇拜”原来就是专对山岳而言的。
秦统一中国后，一直到汉朝，皇帝对山川祭祀都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巡狩、祭牡或封禅名山大川，各地登高的活动也随之兴起。据史料记载，约于刘邦在中原创立汉朝之时，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就曾登临越秀山，君臣饮宴游乐。与刘邦同时代的汉闽越王无诸，也在九月九日率领臣属登上福州的于山，插莱萸，饮菊花酒，宴集游乐。这些登高活动，比桓景的所谓“登高避祸”要早二百多年。最早明确记述九月九日登高习俗的是三国初期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锺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是最大的阳数，“九九”相重，又与“久久”谐音，故认为是适宜于长久、十分吉利的节日。
稍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当时的重阳节俗：“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北朝杜台卿的《玉烛宝典》进而解释说：“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这些记载都说明重阳节的最初涵义并非辟邪避灾，而是欢庆祈福。农历九月，夏季作物已经成熟，晚秋作物也丰收在望。黍秫收割后，各家各户满怀丰收的喜悦，品尝以黍米或秫米做成的新米饭，娱神又娱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成群结队到都外铺草为席，设宴饮酒，欢乐相庆，答谢山川大地赋予的恩惠，并祈求神灵继续保佑，使人们丰衣足食，得以长寿。
古人说：“重九须登高，不高无节气。”自各地开山建刹以来，重阳登高便由人类原生态山岳山神崇拜，过渡为朝觐山神与菩萨的朝山活动，并最终演变为群众性的登山娱乐体育活动。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下面有关“重阳节”的表述，不符含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重阳登高源自原始先民的山岳山神崇拜，他们在领略群山千变万化的过程中，滋生了“万物皆有灵”的神秘自然观念，并激发了登临神山圣境的强烈愿望。

B．古人认为，“九”是最大的阳数，而“九九”相重，又与“久久”谐音，因而“重阳节”被认为是一个适宜于长久、十分吉利的节日。

C．重阳登高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在重阳佳节登高祭祀，汉朝时南越王赵佗、汉闽越王无诸等也曾在这一天率群臣登山饮宴游乐。

D．重阳节的最初涵义并不是辟邪避灾，而是欢庆祈福。这从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和《玉烛宝典》等著作的有关记述和解说中可以得到证明。

下面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者说《齐谐》是一部连作者自己都未将其视作史实的志怪书，言外之意是《续齐谐记》中关于桓景登山辟邪一事的记载也不宜作为可信的史实来对待。

B．山林物产丰饶，能为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的原始先民提供最直接的生存资料，这是他们崇拜山岳山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C．高耸入云的山峰如同登天的梯子或撑天的柱子，能够通往神仙的居所，只要虔诚地登上它，就能超越芸芸众生。

D．史料记载的重九登高活动可以追溯到比所谓桓景登高避祸早二百多年的汉初，但直到三国时期才有了重阳登高习俗的明确记述。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晋葛洪《神仙传》说，费长房在东汉时曾做过汝南市掾，而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却均无桓景其人的记载，可见费长房指点桓景登高避祸的说法并不可信。

B．秦统一至汉朝历代帝王对山川祭祀的重视和各地开山建刹的助推，使重阳登高由原生态山岳山神崇拜过渡为朝觐山神与菩萨的朝山活动。

C．重阳节的习俗兼有“娱神”“娱人”两种功能，前者在于感谢自然的恩泽，祈求神灵的保佑；后者则在于亲朋相会宴饮，共享丰收喜悦。

D．“重九须登高”，如今，重阳登高已演变为一种群众性的登山娱乐体育活动，这与古人登高祈福的风俗颇有不同，说明随着时代变迁，节日的风俗也会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