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来自福建全省各地国有骨干企业的55位厂长经理联合发表了一封呼吁信——《给我们松绑》,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说明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田中直毅在他的《超越反日的亚洲》一书中提出,日本要想领导亚洲,必须掌握“亚洲的召集能力”,即树立“地区感召力”。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感召力”仅仅依赖其“绝对优势的技术、资金以及军事等硬实力”,很难树立“国家的政治威信”,更谈不上确立“正义的政治威信”。缺乏正义的历史认识、充分的地区责任,而片面固守“重商主义”的利益原则,自然不会形成“地区召集能力”。这表明()
1966年戴高乐在访苏期间,曾经由衷地对勃烈日涅夫表示,“有你们帮助我们抵抗美国的压力,我们很高兴”。但是他发现苏联领袖趾高气扬时,便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有美国来帮助我们抵抗苏联的压力”。这说明戴高乐在外交上()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洪秀全写了一封御诏给英国特使额尔金,额尔金看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作品,这封御诏写满了像“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等等这样的词儿。其实,洪秀全这封诏书,是在褒奖他的洋兄弟们。在这一年的春天,英法联军在海口、天津打击清军,洪秀全很高兴洋兄弟们终于出手帮自己灭清妖了。这反映的本质问题是()
《中国大趋势》的作者之一多丽丝·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政府非常稳定,政策非常持续,没有被竞选所左右的思维模式。西方的问题就是由于竞选导致各个党派互相竞争,他们只能通过达成共识来实施政策,而中国一直在进行长期的战略计划、规划。这段话表明丽丝·奈斯比特()
1966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文章中的思想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