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至今思想史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面目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身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是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产生“影像重叠”，比如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常常要建立一种互相诠释的关系，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互为背景”，甚至产生了到底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等级秩序问题。这导致了它作为学科的基础和规范难以确立，就好像一个历史上四处游牧的部落在诸国并峙的地界乍一定居，很难立即确立它的领土和法律，也很难约束它的国民越界犯规一样。所以，尽管很早班兹就说到“在突破褊狭政治史罗网，而于人类文明演进方面致力研究之各种史学中，当以思想史之努力为最早”，但是直到晚近，学者始终还是觉得思想史并没有自附庸蔚为大国，吉伯特说，直至十九世纪，“涉及知识生活现象的史学著作仍处于史学主流之外”，甚至到“1939年的时候，思想史尚未成为一个普遍的用语，学术界是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才采用了这个词语的”。
中国接受和使用“思想史”的概念相当早，前面所引提到“思想史”的班兹《社会科学史纲》虽然是1940年才由向达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但是在1935年容肇祖就已经编出了《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1936年陈钟凡就和蔡尚思在讨论编撰《中国思想史》，并明确了“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程，是为思想史”。稍后，在1939年由蔡氏出版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法》，而常乃悳更在本年出版了《中国思想小史》，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现在看来颇有长处，眉目清楚，层次分明，而且要言不烦，比起后来的一些入门书要好得多。虽然在当时，以思想史命名的著作，远不如哲学史为名的著作多，也远不如哲学史著作的影响大，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感觉出了，对于中国来说，西洋化的“哲学史”似乎不如“思想史”那么贴切，你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里，就明白地指出“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为止，就是柏拉图的也尚不全有，更不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无论这话说得是否过激，但是说明“思想史”一名被接受，在中国学术界是很有基础的。其实，当初不少人采用“哲学史”的名称与形式，是为了寻找可以纳入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思想，以证明古代中国也同样拥有“爱智”的传统，那么，使用“思想史”这一名称本身，则意味着在西方话语之外，中国思想的传统与历史也可以有另类写法来叙述，它同样可以与来自西洋的“哲学史”写法并行不悖。
（节选自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
下列对文章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尽管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思想史”的概念，但时至今日，这门学科的学术边界仍然不甚明确。

B．政治史、经济史有时也可以与思想史共享一些文献资料，同时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更好地解释思想史的一些现象，但思想史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史和经济史。

C．班兹认为，思想史是研究人类文明演进的各种史学中最早努力突破政治史的罗网，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学术边界和学术规范的一门史学。

D．思想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它们又总是要产生“影像重叠”，于是就产生了到底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等级秩序问题。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由于思想史的叙述边界非常模糊，致使这个学科至今仍然没有自附庸而蔚为大国，能够清楚地确立其自身的研究边界。

B．常乃悳1939年出版《中国思想小史》，篇幅不大，却颇有长处，眉目清楚，层次分明，而且要言不烦，比起后人写的入门书要好得多。

C．傅斯年对胡适的评论是否公允，作者并未给出自己的判断，而只是用来证明在当时的中国，不少学者是倾向于使用“思想史”这一名称的。

D．吉伯特说，直至十九世纪，“涉及知识生活现象的史学著作仍处于史学主流之外”，但这并不影响思想史从政治史的附庸而“蔚为大国”。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因为人文上的物事每每似同而异，所以决不可以用新名词称旧事物。胡适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就属于这一类。

B．作者认为，胡适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是为了寻找可以纳入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思想，以证明中国文明不逊于西方文明。

C．本西方话语之外，中国思想的传统与历史也可以有另类写法来叙述，是当初不少研究者采用“思想史”这一名称的深层动机，换言之，就是以此与西洋“哲学史”的写法分庭抗礼。

D．傅斯年说“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表明他对中国没有西方那种“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感到庆幸，表明了他对西方哲学的保留态度，而且对胡适把先秦诸子的学术归入哲学的分类方式也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