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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力倡以“君为臣纲”为首的三纲之说，忠君与尽孝乃是其核心要义。但是，假如君主背离为君之道，祸国殃民，臣子的忠诚义务是否仍然要恪守?这样的矛盾，先秦诸子以及汉代学者都有不少讨论。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于这些观点有很精到而有趣的梳理和评论。
钱先生的评论开始于汉景帝面前发生的那场著名的争论。据司马迁记载，争论发生在黄生和辕固生两位重量级学者之间，话题正是如何评价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黄生的见解旗帜鲜明，认为商汤和武王讨伐君主的行为就是弑君。但是，辕固生显然是一个孟子主义者，坚持主张汤武乃受命于民，受命于天，征讨像桀纣那样的暴君是顺天命合民意的义举。
争执不下时，黄生运用比喻，他把君主比做帽子，把臣子比做鞋子：“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应该抨击这比喻本身就不妥。帽子再破，也不至于残害人身，但是君主却大可成为独夫民贼。另外，假如臣子采取“正常途径”，正言匡过，反复谏言，但君主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那又该如何是好?这样层层逼近，就可以把讨论引向深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辕固生居然劈头盖脸地来了一个归谬法，把汉高祖刘邦搬出来抵挡：“必若所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景帝看到自家爷爷都涉嫌弑君了，连忙干预：“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司马迁感叹道：“是后学者莫敢言受命放杀者。”
钱钟书先生称黄生的学说与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如出一辙。《韩非子·忠孝》云：“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如此看来，先秦百家对于君主以及政治体制想象的差异似乎并没有一般思想史所界定的那么大。不过，饶有兴味的是，后世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事后追认”的学说，那就是，姑且将推翻前朝君王的行为视为“弑”，不过，如果此后登堂入室的新君主能够延续自己的统治，那么就获得了一种正当性。钱先生追溯了这种名之为“逆取顺守”的学说演进过程：
《商君书·开塞》：“武王逆取而贵顺，……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逆取”即“弑”尔。班固《东都赋》：“攻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民”；《后汉书·袁绍传》下刘表谏袁谭书曰：“昔三王、伍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定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
但是，这种完全以成败做解释确实有些“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意味。后世儒家如朱熹、欧阳修等都试图指出这里的矛盾，不过，还是钱先生的说法更加一针见血：“盖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复曲意回护‘汤、武革命’，说终难圆，义不免堕”。
在我看来，儒家的这种困境跟中国古典社会结构有关。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制约君主权力的社会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带来的真正的地方权力无从形成以及科举考试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实在是决定中国两千年专制统治以及不断地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
（选自《观察家》，作者为贺为方，有删改）
下列关于黄辕之争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黄生认为商汤和武王讨伐君主的行为就是弑君，忠君是臣子应恪守的义务。

B．辕固生主张像桀纣这样背离为君之道、祸国殃民的暴君，征讨他们是顺天命合民意的。

C．黄生以鞋子和帽子为喻，说明君臣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离“君为臣纲”之道的。

D．辕固生认为，君主若一意孤行、变本加厉，臣子也是应当正言匡过，反复谏言的。

下列关于钱钟书对“君为臣纲”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忠君之道存在矛盾是不争的事实，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有很精到而有趣的梳理和评论。

B．黄生的忠君说和韩非子“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的观点，在钱钟书看来本质上是大同小异的。

C．“逆取顺守”学说从秦至汉，都不断有人论证它的正当性，如果新君主能够延续自己的统治，那么就可接受。

D．钱钟书并不认同“逆取顺守”学说，认为儒家在这个认识上自相矛盾，武断地以成败论英雄。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忠君与尽孝是三纲之说的核心要义，而在整个封建社会儒家都没有办法调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B．司马迁面对黄辕之争感叹道：“是后学者莫敢言受命放杀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儒家思想的困境。

C．尽管先秦诸子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君臣之义有不少的讨论，但是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一般思想史所界定的那么大。

D．中国古典社会结构没有形成制约君主权力的社会力量，是决定中国两千年专制统治以及不断地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