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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张荫麟先生（节选）
吴晗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物，他们坚守着岗位，忍饥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却用奶来养育下一代的成员。他们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放下笔杆，永远不再说话了。如今，这些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湮没中。
我的朋友张荫麟是其中的一个。
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骛的神情，是合于“痴”这个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以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
1929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便到美国斯丹福大学学哲学。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芦沟桥事变，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由于时局动荡，浙大几度搬迁。此时，由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合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他又辗转来到昆明执教。1940年应遵义浙江大学之聘，到贵州讲学，一直到死在他的讲座上，享年仅三十七岁。在那样硝烟弥漫的日子，学者们想要找到一个安定的治学之所，实属不易。
这是荫麟一生的学历和履历。
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不够多。留美时省吃省穿，剩下的钱全给弟妹作教育费。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
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念，就象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不会打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也不管。
荫麟的兴趣、性情就是如此。
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冬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添置新的。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作客丢了，下次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只好不戴帽子。结婚后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他才明白自已是客人。朋友们闹他，给他起了一外号，叫张昏公。
荫麟死后的一个月，《大公报》替他发表一篇遗文，大意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天下为公恰恰是反面，选贤与能呢，选的是不贤和无能，举出实证，文笔很犀利。旁边还加了一点按语，大意说是因为死者的文字才能发表吧。
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在撰写《中国史纲》的两年内，他养成了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常常为了写一篇文章，几天几夜不睡觉，直到文章完成，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结果健康大为受损。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壮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国的学者如此的稀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地被糟踏，被淘汰，荫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但是，我仔细想想，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己。
呜呼！我又能再说什么话呢！
（选自1946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报》，有删改）
“他们坚守着岗位，忍饥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却用奶来养育下一代的成员。”这一句话在文中有何作用？请结合文章分析。
如何理解文中“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与“朋友们闹他，给他起了一外号，叫张昏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文章最后一段蕴含了作者哪些复杂的感情？根据文意，谈谈应如何避免张荫麟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