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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赵元任先生
王了一
去年（1981）5月17日，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这是他在解放后第二次回北京。第一次在1973年春天，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这次回来，邓小平副主席会见了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宴请了他，北京大学聘他为名誉教授。去年12月，清华大学打电话告诉我，元任先生已决定回国定居，我高兴极了。不料今年3月他就离开了我们。
我勉励我的学生向元任先生学习，学习他的博学多能，学习他的由博返约，学习他先当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音乐家，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
我在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我们同班的三十二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跟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我常常到元任先生家里看他。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
我跟随元任先生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我在学术方法上受元任先生的影响很深。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里讲到“反照句”、“纲目句”的时候，加上一个（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元任先生批云：“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但是我还没有接受教训。就在这一年，我写了另一篇论文《两粤音说》。承蒙元任先生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篇文章说两粤没有撮口呼。1928年元任先生去广州调查方言，他写信告诉当时在巴黎的我说，广州话里就有撮口呼，并举“雪”字为例。这件事使我深感惭愧。我检查我犯错误的原因，第一，我的论文题目本身就是错误的。调查方言只能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决不能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其次，我不应该由我的家乡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来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这在逻辑推理上是错误的。由于我在《两粤音说》上所犯的错误，我更懂得元任先生“说有易，说无难”的道理。
我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想去法国留学，元任先生鼓励我，说法国有著名的语言学家，我可以去法国学习语言学。从此以后，我和元任先生很少见面了。但是，元任先生始终没有忘记我。1928年夏天，他把他的新著《现代吴语的研究》寄去巴黎给我，在扉页上用法文写着“赵元任向你问好”。1939年6月14日，他从檀香山寄给我一本法文书《时间与动词》，在扉页上用中文写着“给了一兄看”。1975年，他从美国加州寄给我一本用英文写的《早年自传》，在扉页上写着“送给了一兄存”。我至今珍藏着这三本书。元任先生每十年写一封“绿色的信”，印寄不常见面的亲戚朋友，我收到他的第二封和第五封。
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元任先生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基础打得好。1918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他回到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当物理学讲师。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元任先生当翻译，他是以此为荣的。1922年，他翻译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5年，他从欧洲归国后，在清华大学教数学。在20年代，元任先生谱写了许多歌曲，如《叫我如何不想他》等，撰写了一些有关乐理的论文。哲学、文学、音乐、物理、数学，都是和语言学有密切关系的科学，这些基础打好了，搞起语言学来自然根深叶茂，取得卓越的成果。他写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南京音系》、《广西瑶歌记音》等等论著，都是不朽的著作。
元任先生是中国的学者，可惜他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元任先生却与世长辞，这不但使我们当弟子的深感哀痛，我国语言学界也同声叹惜。（有删改）
[注] 王了一（1900～1986），原名王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现代语言学家。著有《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等。
文章为什么从赵元任的两次回国写起？
结合全文分析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
他先当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音乐家，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
作者在文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怎样的赵元任形象？
作者说“我在学术方法上受元任先生的影响很深”，试分析作者受到了哪些影响，并联系现实谈一谈给你带来怎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