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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词的欣赏，不能不提到“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
“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氏所创，但专用它来讲究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界便佳，否则反是。后来他又以“意境”一词与之互用。其说认为，像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这乍看很像“炼字”之说了，细按时，“闹”写春花怒放的艳阳景色的气氛，“出”写秋千高现于绿柳朱楼、粉墙白壁之间，因春风而倍增骀宕的神情意态。究其实际，仍然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并非别有异义。
我们讲诗时，最尚者是神韵与高情远韵。神者何？精气不灭者是。韵者何？余味不尽者是。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故曰“神采”。有韵，方有言外之味，故曰“韵味”。试思，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因之无论“写境”（如实写照）“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须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造诣，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只标境界，并非最高之准则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美丑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词呢？
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是“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俗不可耐，可使诗人笑倒！但是，难道能说那七言一句就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高情远韵，没有神采飘逸。可知这种道理，还须探本寻源，莫以“境界”为极则，也不要把诗词二者用鸿沟划断。比如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特赏其《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他柳耆卿只写出了那个“境界”，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个“死”的境界，神韵却永远是活的。这个分别是不容忽视的分别。
大者如上所述，细者如古人因一字一句之精彩，传为盛世佳话，警动朝野，四处歌吟，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不是不值得引以为自豪和珍重的。
（选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序言》）
下列关于“境界”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境界”属于艺术理论的范畴，要欣赏词，就不能不研究“境界”问题。而用它来专讲词学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把“境界”的有无作为判别词高下的标准。

B．王国维把“境界”与“意境”互用，从他对宋祁和欧阳修的名句的解读，可以看出，“境界”之说从现象上和“炼字”之说是相似的。

C．王国维的“境界”说注重从词句的动词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动词用得好句子就有了境界，反之，境界就无法表达出来。

D．王国维的“境界”理论其实就是中国美学上讲的“传神”之说：用好了一字一句，气氛和神情意态逼真毕现，也就传达出神韵了。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欣赏诗词，最重要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神韵，也就是神采和韵味，有了这些，诗句才显得容光焕发，具有了言外之味。

B．写诗作词必须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造诣，否则，无论是描摹实景还是艺术虚构都传达不出神韵，达不到高超的艺术境界。

C．“桃红柳绿三月天”的诗句虽然出自不学无术之人，看似俗不可耐，但是它也有其境界，因此，龚自珍的取笑是失之偏颇的。

D．苏轼对与他同时代的柳永的《八声甘州》中的一些词句极为赏识，认为其很有境界，极有神韵，甚至超过了唐代的诗人。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区分诗词的高下雅俗，一方面要看其是否具有“境界”，一方面要从其表现出的神韵来衡量，这才是最高的准则理想。

B．美学观念中的“传神”，“传”的就是“神韵”。“神”就是“精气”，就是有独立的人格、独特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这就是我们说的“诗魂”。

C．“神韵”与“境界”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表现在诗歌中是高情远韵，神采飘逸，而后者可以说任何一首诗都具有，只是有高下之分罢了。

D．古人作诗讲究神韵，注意在一词一句上做文章，留下了很多佳句名篇，以至朝野震动，传布四方，这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民族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