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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源于现代西方的时间观，五四新诗显示出与追随“现代性”的“世界性热情”之间更深刻的关联。正如帕斯在《变之潮流》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这种直线时间观中融合了几乎全部被视为“现代性”特征的要素：未来的卓越性、不断进步和物种日趋完善的信念、理性主义、传统和权势的丧失、人道主义，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程度上都曾经是五四新诗热衷的主题。在经历了最初分散而乏味的“观念化”和摆脱粗鄙形式的尝试阶段之后，它们逐渐汇聚成形，终于在郭沫若的《女神》（1921）中以爆发的方式获得了完整的表达。
《女神》发表后立即引起同代诗人的大声赞美不是偶然的。其中闻一多的称誉尤有代表性。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沫若的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换句话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反叛传统和加入“现代性”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他把《女神》体现的“二十世纪底精神”概括为“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世界大同”的精神。《女神》将这些纳入黑暗-光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并最终突出“涅槃”再生的主题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把《女神》称为中国新诗“真正的开山之作”是有道理的。它所体现的元历史投射和宏大抒情特征一直被称为经典，而当作“新诗传统”的源头之一。但它同时也标示了五四新诗追求“现代性”的边界。朱湘敏锐地感到了在这种热情中所蕴涵的“紧张”，并指出“构成这紧张之特质，有三个重要份子：单色的想象、单调的结构、对一切‘大’的崇拜”。而“紧张”与其说存在于作品内部，不如说存在于个人和即将到来的“历史新纪元”之间。苦闷、期待、恐惧和亢奋的混合要求某种“一次性的解决”，没有比宣泄式的大叫大嚷更能满足这种要求了。
回头去看，正是在《女神》式的“现代性”热情中埋藏着新诗后来遭受的毁灭性命运的种子。“新纪元”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越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诱惑的人就越是不能自禁的踊跃向前，并自觉地将其化为内心的道德和美学律令。既然“新纪元”意识已经成为黑暗尽头的尊神，它被偶像化，并找到现实的对应并与之重合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不同，五四新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独立的艺术运动，而是一场远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有明确的指归，就是要救亡图存，使日益衰败的古老国家重新崛起于现代的断层。它决定了新诗本质上的功能主义倾向，并把启蒙理性暗中降低为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现代性”不但已经徒具其表，而且已经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除了自焚以求再生，它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节编）
下列对“五四新诗现代性”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五四新诗的现代性观念来源于西方的直线的时间观，诗的主题是追求未来、进步、完善、理性、人道主义，反叛传统和权势。

B．五四新诗表现现代性的形式开始是用分散和乏味的观念，直到《女神》才摆脱形式的粗鄙，开始用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表达情感。

C．五四新诗中《女神》被视为开山之作，它彰显了与世界拥抱的二十世纪时代精神，并将这些精神纳入黑暗-光明的对立模式中。

D．五四新诗的现代性和反抗性紧密相连，涅槃主题就是指反叛传统才能迎接新生，这种反叛不仅是诗歌形式的也是思想意识上的。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帕斯对直线时间观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观念的一个特点，将客观时间进程和“卓越”“进步”“完善”这些价值判断结合起来，赋予客观时间以价值意义。

B．《女神》黑暗-光明的对立模式中的“黑暗”代表沉寂、封建、愚昧、狭隘的传统，光明代表跃动、科学、民主、进步的新世界，两者截然对立。

C．《女神》的元历史投射和宏大抒情特征是“新诗传统”源头之一，它所体现的“苦闷”“期待”“恐惧”“亢奋”标示了五四新诗追求“现代性”的边界。

D．《女神》“单色的想象、单调的结构、对一切‘大’的崇拜”表现了诗人对光明的急切期盼，这种期盼中缺少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情感是单一的。

根据原文，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女神》对现代性的追求重视宏大，将新世纪之神偶像化，已经违背了现代性中“动”的精神和“反叛”的精神。

B．《女神》强烈的“一次性解决”意识会使诗人迟早将确立新纪元的重任交给现实中的对应物，实现其内心的道德和美学律令。

C．五四新诗开始就不是一场独立的艺术运动，更像一场启蒙运动，就是要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新诗本质是功能化的。

D．五四新诗从追求现代性开始，到走向现代性的反面，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决定了诗人们都必须把启蒙理性降低为工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