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从先秦以来，我国散文就一直以文言作为基本工具或媒介，与白话保持着严格的距离。散文发展史，从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文言文发展史。其间虽然偶有白话的渗透，但大局不改。然而，文言这种不言而喻的至尊地位在晚清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黄遵宪以及谭嗣同、陈荣兖等都曾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裘廷梁更是以白话为维新之本，甚至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梁启超的新文体与文界革命，在文言中掺入俚语与外国语法，将文言撕开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口。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民国代兴，白话文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席卷南北，所向披靡。到《新青年》创立，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更是接连发表文章，像精心设计的组合拳一般，对已经摇摇欲坠的古文施以致命打击。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要对今日之文学改良，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八事，文字虽然还较温和，但里面分明隐藏着要用“活文学”也就是白话文学替代古文的用心。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更将胡适的“改良”升级为“革命”，毫不隐晦地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而笔锋所向，尤在“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将他们戴上“十八妖魔”的高帽，而“桐城派”等“今日吾国文学”，因为“悉承前代之敝”，也同样在宣战打击之列。《新青年》同期还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该信一边大力赞赏胡适白话体文学主张，一边又以挑衅的口吻指出：“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更是价值增加一分也。”在陈独秀“妖魔”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谬种”的骂辞，所骂对象也更加接近当代，火药味又浓三分。
按说，面对这种公然挑战，与传统文学有瓜葛的文人学者，特别是无端遭到辱骂的桐城派，应该挺身而出，群起反攻。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或许是经过长期的白话文思想冲击，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古文确实已经日薄西山，白话文的世纪就要到来，真切地感受到胡适、陈独秀所言是大势所趋，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出来应战。他们有的徒兴哀叹，有的静观其变，有的干脆改弦易辙。严复以为：“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
不过，事情总有些例外，林纾就是这例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还在胡适、陈独秀们在《新青年》上高声叫阵时，林纾很快在上海坚定予以回击。遗憾的是，历史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林纾挺立中流，以身作闸，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固然可嘉，但无论如何还是无法以一己之躯阻挡大江东去。
（节选自《文史知识》2013年第十二期罗书华《古文最后的守夜人》）
下列各项对文中改良古文论战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梁启超在文言中掺入俚语与外国语法的新文体与文界革命给予了地位至尊的文言难以恢复元气的一击。

B．《新青年》的创立，为改良古文的论战提供了主阵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是冲锋陷阵的主将。

C．文言的地位在晚清时期受到严重挑战，其表现之一就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八事”，主张文学改良，用白话文代替古文。

D．同为白话文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言辞比胡适更为犀利，一针见血。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自先秦以来，中国散文就一直以文言作为基本工具或媒介，从这个角度来说，散文的发展史也就是文言文的发展史。

B．晚清时期的黄遵宪等人将古文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之后的白话文运动更加速了它隐退的步伐。

C．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并把笔锋指向了明前七子、后七子，指向了桐城派的三位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称他们为“妖魔”。

D．一些传统的文人学者可能已真切地感受到了古文已经走到末路，因此面对胡适等人的挑战，并没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进行反击。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然属于古代白话文的范畴。

B．钱玄同在陈独秀“妖魔说”的基础之上，把“谬种”骂辞的矛头指向古文，对古文的批判更加具有火药味。

C．严复站在一个更高点，认为白话文替代古文是自然的进化，人类必须顺其自然。

D．就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白话文替代古文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是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