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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眼中的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她面前，你用不着因自己写不出她那样的小说而自卑，完全可以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你早就熟悉的邻里乡亲来看待。
我是按约定于9月底的一个阴雨天拜访她的。下午3时许，我在一幢连排式的房子前按响了门铃。穿红裙蓝衣的莱辛下楼开门，把我领上楼上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视机上是一套音响，搁电视机的架子塞满了书。与电视机平行的墙壁上有两个一米左右高的书架，靠里的一个比另一个高了几厘米，也宽了几厘米。书架肚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书，书架顶上又摞着四大叠书，每一叠差不多都有半米高。女主人示意我在电视机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热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吃糕点。她自己落座在电视机旁的一张椅子上。
这个客厅给人总的印象是不那么整洁：沙发坐垫上就散落着报纸一类的杂物，女主人坐的椅子背后还有书刊一类的东西不整齐地堆放着。但在这不整洁中透露出一种随和，当我自己动手挪开一张报纸在沙发上落座时，同时也挪去了按门铃前一直挥之不去的紧张与忐忑。这种随和、适意的氛围的营造者此刻就与我面对面坐着，说话时目光紧紧盯着你，但那里面所透露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轻慢，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威严，而是朋友间促膝交谈时的专注，邻里间闲聊时的亲近与随和。
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展开。我首先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介绍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当我说到自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时，她马上接口说：“我也是个农民的女儿啊。”那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在异乡遇见走失的同道，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间碰到了语言相通的人!
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情况，说到了古英语与《贝奥武甫》。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引向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标志性的文学桂冠的未来归属。我真诚地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文学大家应该拥有这个荣耀了。她对我说：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已有12年。说这话时，她并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个奖项的渴望与屡屡落选的无奈之情。
当然，作为《金色笔记》的中文译者之一，我没有忘记此次拜访的目的：于是再次提出为中文版的《金色笔记》写序的事。她明确地答复我，这个序她不便写：一个原因是她不懂中文，无法对译文下这样那样的断语；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色笔记》在中国已经有一个译本了。她说1993年去过北京，当时陪同的翻译告诉她：《金色笔记》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印了8万册。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翻译都很随便。现在我们走上正轨了，不会再有盗版一类的事。我还说，盗版能扩大你在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好事啊。她笑笑说：她并不计较这种事，只是不满意随便改动书名：因为The Goden Notebook是小说整体的组成部分。
谈了上述一些话，时间不知不觉间已溜走一个半小时左右。虽然没有规定过谈话的时限，我觉得也该起身告辞了。为使这次拜访留下珍贵的纪念，我问她是否可以合个影。“Why not”她爽快地说。照完相后，莱辛则回书房拿来5本她写的小说，一本本签上名，送给我。得到她亲笔签名的书，我真的很激动。随后她还递过两张价值30英镑左右的购书券，嘱我自己去书店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
得知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比谁都高兴。这两天许多媒体来采访我，因为译了她的《金色笔记》，我成了莱辛在中国的代言人了。他们不断地问我莱辛个子有多高，拜访她时穿什么衣服，招待我喝茶还是咖啡等等一些问题。我想我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耐心，而莱辛现在面对的媒体比我所面对的不知要多多少，她就更需要耐心了。
（本文节选自《新民周刊》，作者是《金色笔记》的译者）
注：多丽丝·莱辛是英国著名作家，是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文章开头采用什么手法来表现多丽丝·莱辛平易近人的特点?其作用是什么?
作者拜访多丽丝·莱辛时，详细地叙写了她客厅内的摆设和给人的印象，其用意是什么?
“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间碰到了语言相通的人”这句话在文中的含意是什么?  
作者在文中凸现了多丽丝·莱辛哪些值得人们尊重和学习的优秀品质?请简要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