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一些仁人志士在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同时,却又鼓吹“西学中源说”:如薛福成认为,“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就是作为西方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议院,也成了中国的发明,梁启超认为,“《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的《湖北公报》在“发行凡例”中明确规定:“《湖北公报》为湖北法令公布机关……省城各司、处通行本省各县及其他公署并各团体之文书,均由《湖北公报》刊布,各司、处毋庸再以文书布告”……《湖北公报》记载了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以下理解正确的是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多变”的典型,经常处在“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状态。除梁启超外,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很多人均是“多变”的代表,这几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在本质上体现了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年)的代表作《中国经典》中说:“自古老的封建帝国消亡,秦建立专制国家始,中国就再没有出现过革命,而只是统治者和朝代的更替……在西方人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从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多年的旧事物向将会变革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的更新的西方思想转变的出发点。”理雅各的观点是
中国步入世界的进程中,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这里强调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明清时期我国城市化出现“离心现象”——在其它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在中国,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最有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