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谈到:“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欧洲诸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时,欧洲大陆正在恢复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独立。……20世纪50年代时,东欧与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这一复兴……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这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是基于( )
威廉·弗格森在《希腊帝国主义》写道:“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可以佐证此观点的史实是
台湾学者许倬云在描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说:“帝国时代延续两千年的奥秘即在于,君主专制的刚性与官僚高度流动的柔性相结合。”最能体现这一论断的制度是
“密折”一词始用于康熙时,最初为一种特权,仅限于少数亲信官员等使用。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地方和中央官员才普遍获得奏折权。雍正帝即位后,又给予道员、知府、同知、副将一级的官员密上奏折的权力。据统计,当时上密折的人数已达到1000人以上。这说明
古代中国自秦以来形成了三个会议: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参”——决策军国大事;由“三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的“集议”——通过并执行议案;“谏议”——谏臣要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朝参”“集议”和“谏议”的作用发挥得最好的时期是
“洪武皇帝……希望牢牢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试图独自处理国家大事。但是这样的工作负担被证明是无法承担的,他于是召集一些忠诚的中级官员组成了一个特别的政府部门……”材料中“特别的政府部门”中的成员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