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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学：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
高旭东
首先，吐火罗文是一种失落的语文，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学习吐火罗文是由于偶然的机遇，那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却是先生的自觉选择。虽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尔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梵文与巴利文基本上也属于古典语文。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练运用到佛教和印度学研究中，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于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举世并无几人。季羡林也曾学习过希腊语、拉丁文，还有学习古埃及语文的想法，这都表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先生临终之前，还有一种复兴国学的企图，就是读古书必须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文本，而且复兴国学要从娃娃抓起。古书用白话文翻译之后，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古典词汇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汇，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义。至于复兴国学从娃娃抓起，表现出先生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忧虑：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学问的，国学的功底都很过硬?而现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学子，国学底子仍然不过硬?就是因为没有从娃娃抓起。先生临终之前复兴国学的这几点想法，有没有现实可行性完全可以讨论，但它表现出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忧患感，则是很明显的。
其次，吐火罗学作为一种文化纽带，具有联结各大文化的象征意义。吐火罗文作为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却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这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极富象征意义。先生通晓国学，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汉学的教学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导国学，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思维的直观性，审美的品味性。但是，窃以为，季先生对国学的通晓与倡导，乃至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国学大师”的“牌子”不符，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不在国学这一方面。即使从所谓“大国学”的角度，也不宜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是运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学。“国学”这一概念是与“西学”“印度学”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学问都囊括到国学之中，实际也就取消了国学。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国学的《季羡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眼光。他认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读音，由此推断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入欧洲的，所以《糖史》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名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通过糖史的叙述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洲、美洲、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从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季先生通晓西学，他在清华念的就是西洋文学系，留学德国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以及主题学、母题研究的方法，就是从德国学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晓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现代语文，还学习过希腊文和拉丁文，没有人会说季先生不懂西学，但是又不能说季先生是“西学大师”。鉴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比“国学大师”更恰当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创作，那么，称他为文化大师也很准确。
（节选自2009年8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下列说法中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梵文和巴利文等“死文字”的动机在于一种文化使命感。

B．季羡林晚年复兴国学的想法和当年学习吐火罗文等文字的动机是一致的。

C．吐火罗学象征着季羡林联结各大文化的成就。

D．季羡林对国学的通晓与倡导及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能成为其是否是“国学大师”的论据。

根据文意，为什么作者说吐火罗学是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
根据文意，为什么作者认为称季羡林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比称其为“国学大师”更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