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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
中国的现代诗，如果从被称为“象征派”首创的李金发算起，以他发表于1925年2月6日出版的《雨丝》杂志第14期上的《疯妇》和1925年11月由北新书局编入“新潮丛书”出版的诗集《微雨》为标志，迄今已近80年了。
在20世纪充满坎坷与辛酸的历史夹缝中曲折沉浮的中国现代诗人，不能不面对中国苦难而又多变的现实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中国现代诗的这种“中国”方式的改造。
首先，中国现代诗人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不足的背景下的现代诗创作，大抵是以在中国多难的战争与离乱历史缝隙中所产生的生存荒谬感、孤寂感和失落感，来代替西方现代诗人在机械文明对人的心灵侵扰、挤逼、异化中所产生的荒谬感、孤寂感和失落感。
其次，在对现代诗的哲学、心理学、美学基础和艺术技巧的某些可操作的层面上，中国的现代诗人不仅引介自西方的哲人和诗人，往往还从博大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经典中找到了可以与之相沟通、融洽、替代的对象，从而从精神内涵到外在形式上，赋予了现代主义的“中国”方式。洛夫诗歌就是一个典范的例子。洛夫把西方奠立在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等基础上的现代主义审美方式与东方建立在庄子哲学与禅悟精神基础上的艺术思维方式沟通起来。洛夫自觉地从庄、禅哲学拓展了它的现代视野，也为中国的现代诗创作寻找到它的民族本源。
这种把现代诗的创作引入中国人文传统精神的努力，还表现在相当多的现代诗人都积极地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学中开拓重新诠释与蕴藉现代空间中。他们或者翻用前人的辞章、典故、境界，以创造新的意境，或者重构历史故事和人物，给以现代诠释和观照，或者溯游在古代人文环境的历史胜迹中，以抒写现代的感怀。这一趋向，从“五四”新诗草创初期即已开始。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中，有一个时期，这种被余光中称为“新古典主义”而在“命名”上为洛夫坚决反对的艺术趋向，曾经成为许多诗人共同的实验，并以此来扭正屡受“西化”的现代诗与中国人文传统的联系。80年代以后的大陆现代诗，在“朦胧诗”的初潮过后，也出现了一股加溯传统的努力，以和当时文坛上的“寻根”热潮相呼应。不管如何为中国现代诗发展上这一趋向“命名”，它都表现了现代诗人重新诠释历史与经典的现代意识的另一侧面，和现代诗人从接受西方的引介到寻回自己人文传统的努力，同时也为现代诗呈现了它在中国的一种存在方式。这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70多年前引自西方的最初一声吟唱，到70年代后以“中国”方式广泛存在于至今还残留裂痕的国土上，中国现代诗的起起落落，无不与我们的生命、土地和时间息息相关。
（摘自《新华文摘》2000年第12期）
中西方现代诗分别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为什么说“中国现代诗的起起落落，无不与我们的生命、土地和时间息息相关”？
下列对文段分析不合理的一项是

A．从全文看，“中国现代诗”与“中国现代诗歌”不是同一概念，它们之间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

B．中国现代诗人无论是重构历史故事和人物，还是借用前人的辞章、典故、境界，在内容上大都赋予它现代的感情与关照，在形式上予以翻用和创新。

C．台湾诗人余光中与大陆诗人洛夫，对现代诗的产生背景、发展、趋向、命名有不同见解。

D．中国现代诗人洛夫自觉地从庄、禅哲学拓宽了现代诗的视野，为中国现代诗创作找 到了它的民族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