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认为“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思考的结论是
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1894年估计约有1亿多美元,到1914年时已增至9.6亿多美元……这些投资有很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国外的资本流入,而是由对中国的暴力掠夺转化而成的。例如‘庚子赔款’有一部分就转化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投资”。(摘自林增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判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郑观应《盛世危言》载:“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麦语人曰:‘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学管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问船炮之利,某厂价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该材料主要说明的是
19世纪70年代,有一个官员说“彼之人(外国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所谓天赐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技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上述引文的基本主张是
鲁迅说:“至于中国所谓的手段,在我看来,有时也应该说有的,但绝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哪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中国近代史上能体现以夷制夷、以夷制华、以华制华三种策略的历史事件或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分别是
“中国内江外流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且海防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可以运官粮客货,有事可以载援兵军火,解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以上言论应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