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说:“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如果把这个观点套用于中国近代史,能解决康德所说的问题的历史事件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这一重要认识提出的背景是
1894年7月2日,一家商行在《天津早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本行新到洋醋、东洋竹篮仔、吕宋酸果、白兰地等,恭候光临”。材料反映了
法国历史学家高弟说:“维新派的重大错误就是想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权机构都抓在手里,……他们简单地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胃量和消化力在三个月之内都给吃了,这样它就被扼杀了。”高弟认为维新变法运动
中英《南京条约》第10款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该条款
有学者研究材料发现:宋代的商税率大致为3%,国家权力对商业的征税力度,比农业要低得多;清代商人出现亏损时,统治者常常要“优商”“恤商”。与之相比,统治者很少在农家收成下降时优恤农民。这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