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时期刘伯承曾对战士们说:“这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与红军帽告别吧!”他这样说的主要目的是( )
1934年上海市长指出,“近年以来,上海人口财富,均有巨量之增加,然吾人能谓其工商业均已健全发展否?未也,且去健全甚远。……是何故乎?上海犹鱼,内地犹水,财富集中,而不知所以流通之,非繁荣之象也;人口增加,失业者日众,城市生活之病态也!欲求鱼之生长,而不先实池以水,其可得乎?”这段话体现的施政设想是( )
1918年孙中山著《孙文学说》指出:“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材料中的“一劳永逸之计”应该是( )
金冲及教授在其《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提到,甲午中日战争后有一份《中外日报》指出:我们在以前(指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这表明甲午中日战争( )
同治年间,章京周家楣回奏总理衙门:“其中外办罪,生死出入,不得其平,拟请定约时将中外命案定一公例,凡系交涉之案彼此照办,以得其平,于条约内载明遵守。”导致“中外办罪……不得其平”的原因是( )
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于1844年11月奏称:“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靖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包容)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由此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