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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城市化的逆行者
李乃清
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执着践行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在这个歌颂城市化美好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位无畏的逆行者,提倡“向乡村学习”,“重返自然之道,这就是我要走的方向。”他凭借作品“衰变的穹顶”,摘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成为首位以个人名义登上这一大展领奖台的中国建筑师。
《南方人物周刊》(以下简称“《周刊》”):请谈谈获奖作品“衰变的穹顶”的灵感来源。
王澍:我的建筑观点,有一块就是探讨怎样重新恢复、建立起建筑和普通人生活的一种更紧密的关系。今天是一个专业时代了,一般人接触不到建筑或者建造的活动。我们现在都用混凝土造房子,消耗资源比较多,对土地的破坏很大,污染也很厉害,我想探讨如何重新利用木头或竹子等自然材料造房子,恢复从前的建造方式,让普通人也可以参与。
《周刊》:您曾介绍说,“虽然外形上借用西方建筑传统形式,但搭建方法上却渗透了很多中国建筑的手法”。能否透露一下这里的中国手法?
王澍:第一,穹楼形状虽然是典型的西方建筑,但用最极限轻、最极限细的材料来搭建的,这和西方距离很大,西方的东西是重型砖石结构。第二,它的受力有点反重力的形式,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的斗拱结构。
《周刊》:依照中国的现状,生态型、给环境零负担的建筑这条路该怎么走?
王澍:西方现在讲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但实际上是处在被科技绑架的状态。你经常可以看到西方很荒谬的建筑,比如做一个纯玻璃的玻璃楼,这是最不生态最不环保的,用了很多高科技,这类“生态建筑”造价非常高。
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最少地使用世界上的资源完成建筑。用的一定不是很高端、让一般人用不起的技术,而是很容易普及和使用的技术。
我研究轻构主题,是跟我对中国传统的了解有关的。比如我们中国传统建筑几乎都是无基础的,对土地几乎没有破坏。现在的建筑都有巨大的混凝土基础,只要建造一栋建筑,这块地就毁了。
《周刊》:您的作品强调对中国传统的尊重和融入,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可否调和?
王澍:我们几乎已经把自己的文化彻底摧毁了,现在面临的其实没什么冲突,中国人发展出了“道法自然”的哲学,人和自然完全融合。现在几乎没有人了解,我们谈中国,谈自己的传统时其实和外国人差不多,非常可怕,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周刊》:上世纪90年代,您就批判中国“新建筑大量爆发的非常态的状态”,今天您对此有何评价?
王澍:愈演愈烈。地方政府疯狂建设的欲望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中国从前是以自然引领来立国的,而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是最弱的,盲目地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等同于发达、先进、更好的生活。大家实际上对自己的文化既不了解也没有信心,处在整个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方向上的完全迷失的状态。
《周刊》:您有一个观点,向乡村学习,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王澍:我们对城市化的过分强调,导致对乡村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乡村。我们的乡村都是结构井然的,它是一个跟自然更和谐的城市化的状态。我们传统乡村的状态,是中国的未来。
《周刊》:建筑实践中,您如何实现“对传统进取地保护”?
王澍:我这两年经常在西方做一个演讲,主题叫“重返自然之道”。中国人有一个基本意识,自然肯定比人优越,人做事要向自然学习。
在西方建筑的基本观念中,建筑和自然是对立的。而在中国,相对来说建筑次要一些,人做的事情次要一些,这在我们的山水画中就可以看出来,主题是自然的山水,建筑在里面永远是一小块而已。我们一般叫“天人合一“。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做任何事情第一位首先是自然,之后才是人做的事情。
《周刊》:您眼中未来建筑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王澍:到了互联网时代,其实大城市已经是不需要的东西了,我就呆在村子里,用互联网和全世界方便地联系,大城市现在的状态是工业文明的遗产,是跟意识形态一样的权力的表达。当走进一个更加平民化的状态时,当我们想让整个社会像大自然一样包含足够多样性的序列时,就不需要大城市了。所有庞大的东西,不管它是以怎样的名义建立起来,都注定要瓦解和崩溃的,因为普通人的意识正在逐渐觉醒。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文章开头一段在全文中有何作用?
王澍在建筑方面持怎样的观点?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
访谈中,王澍提到“我们谈中国,谈自己的传统时其实和外国人差不多,非常可怕,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请你结合文本内容,联系现实,谈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