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读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缔造者们)言辞的崇高与行为的凶暴,平等的许诺与特权的森严,恰成对比,越来越使渴望解脱重重压迫的贫民失望。”这一观点最有可能用来描述近代中国的
“面对与西方的冲突一败再败,当时的开明士大夫阶级发动了‘自强’运动,打算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工具来保护中国文明,即通过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保持中国儒家道德的至尊地位。”斯塔夫里阿诺斯随即指出:“这一‘自强’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之所以认为“荒谬”,主要是因为
1870年以后,欧美国家重工业发展迅速。在重工业的各个部门,生产流程日趋复杂,一个产品需要多道工艺流程分工与技术的复杂性与19世纪前期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垄断组织在重工业的各个领域中发展很快。这说明
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美洲新大陆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欧洲胜出。作者意在强调
如果纯粹按市场交换的规则和方式,欧洲是不可能积累起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的。但新航路的开辟给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新天地”。就是说,新航路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
齐世荣在其《世界史》中指出,哥伦布的航行计划是建立在对于地球距离的错误估计上面的,从而出现了一个既饶有兴味又耐人深思的历史“假若”的问题:幸亏哥伦布作了错误的估计,假若他估计正确的话,他一定不会向西航行,从而也就一定发现不了美洲新大陆。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