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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有删改）
李国文
⑴东西方这两位戏剧大师，实际上是毫不搭界的，但他们却难得巧合地同在公元1616年逝世。
⑵17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自我闭关，自我禁足，不可能知道世界之大，也不想知道这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当然不知道有个英伦三岛，有个莎士比亚。汤显祖若是了解他的这位外国同道如何为英镑奋斗而其乐融融，也许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活得那么累，也不会活得那么苦，那么穷了。
⑶莎士比亚比汤显祖幸运，因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存在光宗耀祖的想法，这个手套匠的儿子，离开家乡来到伦敦谋生的时候，心态比较从容，要求也不太高。他只是想挣钱，恰巧17世纪初的伦敦，赶上了资本主义上升期，经济的富足催动了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一开始在剧团搭布景跑龙套，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鹅毛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他也从此财源滚滚地成为剧团的股东，成为剧场的老板。当他再度回到家乡，已是衣锦还乡的体面乡绅，很受尊敬的地方显贵，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他还向当地的圣三一教堂捐了一笔钱，不但活着的时候教堂里有他的专用祈祷座席，死后还可以很有面子地埋葬在这里。
⑷直到今天，莎翁故居和他的埋葬地，仍是去英国旅游者必看的景点。
⑸汤显祖相比之下，就有点惭愧了。我们知道他是江西临川人，但那里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供凭吊的大师遗迹了。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蹭蹬穷老”。他一生之不得意，第一，在于他自视甚高，开罪了张居正，很晚才得以成进士。第二，在于他相当自负，在太常寺任礼部主事，上书万历，将万历气得跳起来。第三，还在于他不甘落寞，“帝怒，谪徐闻典吏，稍迁遂昌知县。”做了几年小县官，总是想回到京师，以图发展，谁知“主者议黜之，竟夺官”，从此“家居二十年”（《明史》）。
⑹这位大师在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惊人之笔，名震天下；就在夺官受黜的那年秋天，他的《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牡丹亭》那盛况空前的演出，达到了“京华满城说《惊梦》”的痴狂程度，当不让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少女巷的寰球剧场演出的成功。当其时也，汤显祖绝对应该与莎士比亚一样，接着写他的戏剧，方是正道。可是，他志不在此，日思夜想，指望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新起用他，竟放弃了这个最能表现自己艺术天才的福地。
⑺当官，或者为“仕”，对莎士比亚而言，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必须如此的人生追求。他从到伦敦打工那天起，直到退休回乡，活了半百年纪，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唯一的一次接近最高权力的机会，就是詹姆士一世加冕典礼时，曾经穿上镶金边的侍从服装，戴上熊皮帽子，在他的王宫里，站过一夜岗而已。因为他所在的剧团，已为国王所有，他不得不尽责当一回哨兵。可他并不因此对伊丽莎白女王，对詹姆士一世，存有什么赏个官职之类的额外想法，更不会为乌纱帽之类的官场生涯，魂牵梦萦到茶饭不思的程度。而汤显祖，直到逝世也未能达到完全彻底的清醒。
⑻所以，汤显祖活了66岁，只有5部戏剧。莎士比亚活了52岁，却写出了37部戏剧，而且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所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那样，产生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汤显祖与他联袂西行的偶然也许并无深意，但引发我们中国人思索的是，为什么在舞台这个特殊空间的创造性上，汤的完美，汤的才分，并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却不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
⑼有人统计过，汤显祖一生，从14岁补县诸生，到21岁中举，34岁中进士，科举应试几乎花费20年；从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到遂昌县任知县，数年后弃官归里，官场生活15年。而且，在汤显祖心目中，戏剧，末技也，只是继诗、词、古文之后的消闲活动罢了。莎士比亚就截然不同了，他写剧本，是谋生之饭碗，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是捞钱之正道，专心致志，绝无他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只能有汤显祖，而不能有莎士比亚了。 
第⑴段的作用有哪些？
概括第⑸段的大意。
第⑻段画线词“联袂西行”的意思是          
根据全文，从汤显祖的角度说说他未能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世界性广泛声誉的原因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