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这说明他认为历史学家
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因为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
陈旭麓评价某一历史事件时说:“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批判。”该事件是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己。”从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严复的这一言论反映了
康有为借助经学外衣和孔子的权威来宣传维新变法,而新文化运动先进分子则把斗争矛头直指孔教,两者说明的共同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