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会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这段话直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下列对中国诗歌自身“调节功能”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下列表述完全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卓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节) 相关链接: (1)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选自“百度百科”) (2)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喜欢孩子们送给他的玩偶“悟空”和“八戒”,特意挂在窗前,只要一碰,两个玩偶便手脚乱动。他还酷爱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的空地放风筝。(《张鸣访谈录》)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E.“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走”,这个评价表明,钱理群为林庚一生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名誉、地位就离开而感到遗憾。钱理群说,学生会永远铭记林庚。林庚身上哪些特点值得学生铭记?请简要概括。文中引用了钱理群、张鸣、袁行霈等人对林庚先生的评述,请简要分析这样写的作用。文中说林庚先生是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题。 诗歌写作“无中生有”,化不在场语言为在场语言;诗歌阅读“有中生无”,化在场语言为不在场语言。“无”不是“没有”,而是潜藏的“有”。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可见,“有”“无”同出而异名,并非对立。 在场语言呈现于文字,不在场语言隐匿于字里行间或文字之外。站在作者的立场,不在场语言是经验的一部分,他面对的言欲尽却言不尽的困难通过不在场语言得以解决;同时,作者依赖在场语言的创设来伸展不在场语言。站在读者的立场,读者面对在场语言,他必须试图打破它的在场,站在其边缘地带倾听那意犹未尽的余音。在场语言好比琴弦,不在场语言就是在恰当的指法下弹奏出来的漂浮于琴弦周遭的余音,它们互相衬托,互相生成,描绘出动人的情调。 诗歌中的在场语言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字词,只要有不在场语言,它就和世界有了联系,它就不可能单独地被释义。在场语言和不在场语言的互动,生成了汉语诗歌的空白结构。 空白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在场语言和不在场语言的对话,它以“至言无言”的方式为诗歌命名。海德格尔有对器皿的特征的精彩描述:“空,或虚空,才是使壶具有盛水功能的东西。空间,壶的空无,正是壶作为空器之所是。”空,构成器皿之为器皿的本质,空,容纳和保持着万物一切皆流的本性,它接受着人们倾进去的东西,又为它的倾听者无私地奉献它的倾出。如同容器一样,诗歌空白收留着诗歌的真义,空白结构是诗的深层结构。 诗歌的在场语言占有的总是有限的时空,诗歌唯一能同时空抗衡的是空白,它通过无言言说,展示了生命在时空中不受限制的恒久的运动。空白拒绝对诗歌作静止的解说。诗在有文字处,诗之妙在无文字处。中国人深深懂得世界变动不居的道理,认为世界的深处是虚空,而虚空乃万物之源。万象皆从空中来又向空中去,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也是中国诗歌真正的诗底。西方油画连画底都要打上底色,不留空白,画面上动荡的光、色彩和线条仍是视觉目睹的实;而中国画家用心之所在,正在空白,空白使得画面上的一花一鸟、一树一木、一山一石都被飘渺的曼气环绕。即使是主张文以载道的儒家诗学,也讲微言大义。 空白作为中国诗歌的深层结构,具有接纳和倾出两种美学功能。“空故纳万境”,如果进入诗歌的对象世界密不透风,就不可能“纳万境”。正是空白,留存了诗歌的气韵。诗歌的在场语言和不在场语言并存,并且互相转化,同时空白倾出万境.以无言的诉说把倾听者带到一个陌生而鲜活的世界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空白是安顿人类心愿之乡的精神空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那空白处仿佛便是诗歌远望的故乡。 诗歌空白结构的存在表明了诗歌文“意”的不可穷尽,任何一次释义,都只是诗歌文本可能的一次解读。 (摘编自何志《汉语古典诗歌的在场语言与不在场语言》)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下题。 女校长的刚烈 王开林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遭遇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招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命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 “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的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下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冰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选自《读者》2013年第2期,有删改)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E.本文撷取杨荫榆人生的若干片断,描写她投身教育事业的事迹,表现了一位杰出女性的伟大人格。作为民国史上首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曾经身败名裂,有哪些方面的原因?请简要分析。杨荫榆性格刚烈体现在哪些地方?请简要说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墨家何以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与法家相反,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的广阔天地,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组织,都烟消云散,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一个长期而普遍的历史事实,墨家的消亡大概也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只是,原因是什么? 墨家与儒、道、法三家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它不仅有一套学说,还有自己的组织。这方面它与晚起的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相类似,胡适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视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不妨拿墨家与释道二教来作比较。 就外因看,百家既罢、儒术独尊的历史环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不能居庙堂之高的道教(个别时期除外)却没有像墨家一样消亡,反而在民间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底层民俗文化。 除开外因,墨家消亡大概有其内在的因由:一个人要想成为墨家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必须怀有对众人的博爱之心,而不能讲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相比之下,做道教门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标不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长生不老,成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没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规定。 为什么墨家、佛教同样主张禁欲,而两者命运迥异?这可以从两者的不同之处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种世俗学说,而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作为出世的宗教,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让他们在禁欲的同时能享受心灵的满足,从而把所有的苦难都视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正由于有这种“心灵鸡汤”,虔诚的佛门弟子可以忽略形而下的艰苦,去追求形而上的禅悦。 而墨家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世俗化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这些都是纯粹世俗的学说。墨家思想中唯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观点是相信鬼神并以此劝善,但这不足以改变整个墨家思想体系的高度世俗化色彩,不足以成为墨家门徒灵魂信仰的基础。而如果不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禁欲的生活、无私的行为就不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一种学问要想成为广被接受的显学,总得有某种足以吸引信徒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这两方面的东西都无法提供,最后只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墨家如要长存,必得把世俗主义与禁欲主义二者舍去其一,以世俗主义搭配功利主义(如同大多数世俗学说),或以禁欲主义搭配神秘主义(如同大多数宗教学说),庶几方可免于沦亡。 除此之外,墨家还有一个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世俗化组织必然会让朝廷产生极大的戒心。专制君主对一切世俗组织都必然心怀警惕,“结党营私”之所以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关键不在于“营私”而在于“结党”。“结党营私”固然不可,“结党营公”就更加显得别有用心。 不过,虽然墨家已成遥远的绝响,但其思想至今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芒。倘能返本开新,墨学亦未必不能造福于今。下列关于“墨家”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下列说法,不属于墨家最终消亡原因的一项是()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