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高第说:“我并不认为这在当时是个好办法。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此外,对同胞无辜的血,我们也不应该向石头寻仇。法国人与其英国同盟军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抢劫,可以;放火,不行!”亨利·高第所评价的历史事件是
“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资产阶级革命,救亡始终是历史的主题。……但是紧张对的救亡需求带来了准备的不足,并往往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很不成熟的状态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这种“不成熟”的核心体现是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过去之历史,则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臣窃闻东西各国,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材料中“臣”的主张是
下图记录了1833~1915年“共和”“民主”这两个关键词在中国部分著作和报刊中出现的频率。此图说明了
1912年《申报》载:“人民既乏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尤未改革。”“于共和同之组织,若选举,若会议,及其他人民对于国家种种应尽应享之权利义务成不谙熟。”这说明当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