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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大概自漫长的新石器农耕时代以来，它与人因顺应自然如四时季候、地形水文而生存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一时期尚未建立真正的阶级统治，人们屈从于绝对神权和绝对王权的现象尚不严重，原始氏族体制下的经济政治结构和血亲宗法制度使氏族、部落内部维持着某种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远古直到今天的汉语的日常应用中，“天”作为命定、主宰的含义和作为自然的含义这双层含义始终存在。在古代，两者更是混在一起，没有区分。因此在中国，“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模糊性质，既不像人格神的绝对主宰，也不像对自然物的征服改造。所以，“天”既不必是“人”匍匐顶礼的神圣上帝，也不会是“人”征服改造的对象。因而“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被动地顺从、崇拜。
“天人合一”观念成熟在先秦。《左传》中有许多论述，孔、孟、老、庄等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这种观念。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它们都强调“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
“天人合一”在董仲舒及其他汉代思想系统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其主要特征是具有反馈功能的天人相通而“感应”的宇宙图式，人只有认识并遵循这个图式才能获得活动的自由，才能使个体和社会得以保持其存在、变化和发展。这种“天人合一”重视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和行为中与自然及社会相适应、合拍、协调和同一。
如果说，汉儒的“天人合一”是为了建立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这里的“天”实质上是“气”，是自然，是身体的话；那么宋儒的“天人合一”则是为了建立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这里的“天”则是“理”，是精神，是心性。前者的“天人合一”是现实的行动世界，后者的“天人合一”则是心灵的道德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天”作为“气”的自然或作为“理”的精神，虽然没有完全去掉原有的主宰、命定义，但这种含义确乎极大地褪色了。
如果今天还保存“天人合一”这个概念，便需要予以改造和阐释。它不能再是基于农业小生产由“顺天”“委天数”而产生的“天人合一”，而必须彻底去掉“天”的双重性中的主宰、命定的内容和含义，以近代大工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之后所产生的人与自然崭新的客观关系为基础。这个崭新关系不再是近代工业初兴期那种为征服自然而损害自然破坏生态的关系，而是如后工业时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恢复自然、保护生态的关系，从而人与自然不再是对峙、冲突、征服的关系，而应是和睦合一的关系。这是今天发达国家或后工业社会所要面临解决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所应及早注意研究的问题。而这恰好就是“天人合一”这个古老命题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节选自李泽厚《论中国智慧之“天人合一”》，有删改）
关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天人合一”观念成熟于先秦，孔、孟、老、庄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这一观念并都强调“天”“人”之间必须认同、一致、和睦、协调。

B．汉儒的“天人合一”是现实的行动世界，人们认为只有认识并遵循它，才能使个体和社会得以保持存在、变化和发展。

C．宋儒的“天人合一”是为了建立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属于心灵的道德境界，他们将“天”理解为“理”、精神和心性。

D．“天人合一”既包含人对自然规律的适应、遵循，也意味人对主宰、命定的顺从、崇拜，其中“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

下面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这大概与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而顺应四时季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现象有密切关系。

B．在漫长的新石器农耕时代，真正的阶级统治尚未建立，人们屈从于绝对神权和绝对王权的现象还不很严重。

C．在原始氏族体制下，氏族、部落内部维持着某种自然的和谐关系，形成了特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血亲宗法制度。

D．在汉代思想系统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天人合一”重视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和行为中与自然及社会相适应、合拍、协调和同一。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国，“天”始终具有双层含义，所以“天”“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人格神的绝对主宰，也不是对自然物的征服改造。

B．汉儒和宋儒均推崇“天人合一”，虽然他们的目的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天”原有的主宰、命定含义。

C．对“天人合一”的概念加以改造，就必须彻底去掉“天”的双重内容和含义，而以近代大工业所产生的人与自然崭新的客观关系为基础。

D．如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恢复自然、保护生态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合一，正是“天人合一”这个古老命题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