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对发生于近代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是:“爱国”却“不爱”中国旧文化,“反帝”却崇拜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应该是
张鸣在《苏维埃乡村追求》中指出:“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农村的开展以及农民对这个运动的理解,暗示了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趋向以及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其中 “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主要体现在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说:“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中世纪原指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这里的“中世纪”指的是封建专制国家)。”此评价最适合于
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指出:“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是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有所获。中美双方结束了对骂状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再也不可能窃喜于北京和华盛顿互相没有接触了。……日本赶忙拥抱北京.并断绝了同台北的关系。”对此材料的理解,错误的是
1954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有以下部分条款:“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实现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建设计划。四、密切联系群众,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由此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