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墨两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这两种分别，皆极重要。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的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方面。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可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样布置构造始能避风雨寒暑，始能分别男女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
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知道那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例如墨子讲“兼爱”，便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这是说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 便进一层说，凡事如此做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
墨子的应用主义，所以容易被人误会，都因为人把这“利”字“用”字解错了。这“利”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人生行为而言。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得推尚了。
墨子说，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这就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相似之点。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但阳明与墨子有绝不同之处。阳明偏向“良知”一方面，故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准则”，不是心内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实用。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用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定所知的真假，用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
（有删改）
下列关于墨子的“应用主义”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墨子的“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也就是以目的为导向，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B．墨子认为，只是口头上说得好还不行，要能够落实到行动上，言行一致，那才符合“应用主义”的要求。

C．墨子的“应用主义”认为，“义”“利”是针对人生行为而言的。如果说一种行为对改良人生有益，便是有“利”，便是应该做的。

D．墨子的“应用主义”是为了纠正儒家只看动机不问是否可行的哲学方法而提出的，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儒墨两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注理想的目的，而后者关注达到目的的方法；前者关注是什么，后者关注为什么。

B．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认为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可谓殊途同归。

C．墨子讲“兼爱”时说“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强调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

D．墨子的“知行合一”说是以所知的能否实行、能否应用来判定所知的价值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认为只有有用的才是有价值的，这与儒家只问行为的动机而忽略其所产生的效果的思想是大异其趣的。

B．对于人生的一切行为，墨家都要先问“为什么”，再追问“怎样做”，这种明晰的逻辑展开，是墨家思维的一大特色。

C．本文对儒家和墨家哲学方法的不同进行了界说，又介绍了与墨家理论有相似之处的王阳明的观点，但并未作出孰优孰劣的评判。

D．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种“知行合一”的态度，正是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