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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
王婧 沈茜蓉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进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一夜之间，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1．6万次，他因此成为100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48岁的褚树青已经在杭图任职10年，一直在践行“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公众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读，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的公平。”他说。
对此，图书馆学专家范并思教授认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同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
搬运工眼中的图书馆
2月15日，午饭后。
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搬运工王书恒走进杭州图书馆报纸阅览室。他直接拿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夹，在进门处的软沙发上坐下。窗外的大片建筑工地正是他工作的地方。两年前，他从江苏到杭州打工，一直在四周工地上干体力活。
这里是杭州市的钱江新城，也是杭州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坐落在西南向的裙楼里，占地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90％都对读者免费开放。
在王书恒眼中，图书借阅区的那一排排书架“就像直线构成的迷宫”，当他在这个“迷宫”中穿行的时候，书架上的照明感应灯会自动亮起，走过之后又静静熄灭；文献借阅中心那些高达4．8米的积层书架、专题文献中心7．2米高的单面靠墙整体书架，巨人一般俯瞰着他；书柜、书桌、台灯浑然一体的书房式布置，更让他觉得“像天堂”。
王书恒一般在下午2点离开。每当他经过借阅台时，工作职员张小丽都会冲他微微一笑。
“零门槛”如何实现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市场经济风潮涌动下，越来越多的图书馆靠出租场地、收年费等方式搞创收。2000年，褚树青出任杭州图书馆馆长，“在我接手的时候，我就想：我赞成市场经济，但图书馆还是要做公益的事情。”他说。于是宣布军人、残疾人、老人、儿童免费借书；其他人则需交费，用以“捐助”图书馆。“说是捐助，也是对公民文化的一种培养。由于不好意思直截了当说‘免费’——全国都收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免费呢？”
两年后，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究竟是否应该收费。支持收费者认为图书产业化是世界趋势，反对者则认为收费意味着门槛。
2003年，杭州图书馆向所有人敞开了阅览室大门。
2006年，杭图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在很多专家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假如没有押金制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回还？当时，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非要把这道门槛破除不可!”褚树青也表示，“假如一个人连最少的信用和道德都不讲，一百块钱押金又能有什么用？”
果然，2007年，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全面免费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的“零门槛”——不但所有人都可以进入阅览，而且都可凭借市民卡免费借书。
我们可以一起读书
对市民来说，免费阅读需要接纳的过程。
图书馆刚刚全面免费开放时，很多大爷大妈拎着烧饼油条豆浆来阅览室摆龙门阵，还有给孩子在图书馆“就地解决”大小便的妈妈们。但这些行为现在都消失了。
范并思以为，在阅读现场的读者之间，会发生微妙的互相影响作用。一个读者的专心姿态会影响其他读者，形成连锁的心理暗示，把大家都带进这种状态。
这也正符合褚树青的理念：“图书馆的使用者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不如让社会各界制定规则，治理监视，志愿服务。”
范并思曾在《公共图书馆与城市文化》评价道：“公共图书馆是城市中最好的学习共存、推进社会包容的场所。”
更重要的是，在书籍眼前，更容易实现人人平等。
正如杭州市图书馆儿童阅览区里出现的这个场景：
一个穿着考究的母亲带着8岁的女儿在这里读书。她们就住在图书馆附近，房屋均价3万元/平方米。
一个衣着破旧的爷爷领着8岁的孙女坐了19站公交车也到了这里。5个月前，他们从江苏淮安的农村来到杭州，一家人住在拱墅区的出租屋里，靠女孩儿的父母在工地上打工生活。
两个女孩儿的手同时伸向了书架上的同一本书。
“我先拿到的!”喊声惊动了书架那边的母亲。
她走过来，看到两个女孩儿正在抢书，于是蹲下身子，温柔地说，“宝贝儿，你们可以—起看吗？”
两个女孩儿想了想，点点头，坐到了桌边，开始一起翻那本带拼音的儿童书——《神秘的鸟类》。看完一页，一个女孩儿小声问另一个：“看完了吗？可以翻了吧？”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505期，有删改）
文中“图书馆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杭州图书馆是如何践行这种精神的？
文中描述了搬运工王书恒以及两个女孩阅读的场景，有哪些作用？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进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此话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褚树青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此强烈的反响说明了什么？请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