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以“五四”前后为历史背景创作的小说《家》中,觉民大胆地告诉其大哥觉新,“大哥,我做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实行逃婚了。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前途,关心我的命运,所以我决定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我毅然这样做了。” 觉民逃婚反映了①决心参加北伐军 ②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③新文化运动促使人们思想的解放 ④当时青年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
“一年半以前,中国还面临着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威胁,而现在,几个旅行中的英国人却感觉到,眼前这个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团结。人们第一次发现,民意正在中国凝聚。”这段材料可以用来研究
1924年教育社会学家陈启天在《国家主义与国民教育的改造》一文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人人以为有国家色彩的教材太狭隘,不如采用含有世界色彩的教材;纪述战事的教材太残酷,不如采用歌颂和平的教材较合人道;培养爱国思想的教材太危险,不如培养文化的教材可赞赏。”从材料可以得出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他的)民族主义里,有德意纳粹与法西斯精神之优点,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共产政权向往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又把英美政党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在钱穆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评论某人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尔、炮尔、船尔、机器尔。”梁启超评论的“某人”是
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珀杜研究,在18世纪60年代,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平均每年只有20艘,到19世纪40年代增长到300艘;在1760年至1840期间,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人的数量,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三四万人。上述变化的发生主要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