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政府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驻华公使觐见清帝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即不行跪拜之礼;“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公使应由对等的“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接待,文书由对等级别的部门回复,并不得使用“夷”人字眼;依照国际惯例,允许公使进驻京师。《北京条约》重新确认了上述约定。这表明
严复晚年说:“垂老亲见……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对严复上述言论理解错误的是
1902年前后,梁启超率先主张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以下说法最符合材料的意思是
1892年,维新思想家宋恕提出“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康有为在奏议中也不止一次提及“易服”。维新派如此重视易服的主要原因是
近代有人指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也。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贱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与上述材料相吻合的思想观念是
《海国图志》中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魏源此言意在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