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政府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驻华公使觐见清帝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即不行跪拜之礼;“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公使应由对等的“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接待,文书由对等级别的部门回复,并不得使用“夷”人字眼;依照国际惯例,允许公使进驻京师。《北京条约》重新确认了上述约定。这表明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若止印二三张,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主要得益于
顾炎武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这说明他
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文化遗产。”这里的“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主要是指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潜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警告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反映董仲舒的什么思想
西方学者认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首次觉醒,理性思维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决定着其后诸民族的文化走向。在当时的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现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