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61年向朋友介绍某本书时这样写道:“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对“这本书”的认识正确的是
“从18世纪以来,讲科学理性、讲自由、讲人权、讲法治、讲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通过五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结构中间,就是文化传统所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价值。”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院院长杜维明的这句话表明
下图为清朝顺治九年(1652)—光绪十四 年 (1888)国家财政税收结构变化图表(据申学锋《清史研究·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 结构变化述论》编制)。由此可以推知清朝在此期间
创刊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称:“因上海地方五方杂处,各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出版报纸“贵乎信息流通”,“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入架买空盘之误”。可见其创办的目的是
历史学家指出:中国人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在这种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意识指导下出现的最早的实践活动是
魏源在论及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时说,“三代用人,士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士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对这段材料的理解,不正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