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晚清之世,国史馆于大臣出任军机处、内阁、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总理衙门之人,则独无年表。国史馆的这种偏好从本质上说明
“火柴大王”刘鸿生回忆说“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工业部,火柴原料厂及兰州办的毛纺厂,都有官僚资本的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此材料说明他受到的排挤和打击主要来自
1904—1907年中国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新浪潮,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说:“相信能认购一股就等于收回一份利权,于是争相认购股份,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股份、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以上材料说明这次兴办实业的浪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充分说明了
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这客观上反映
洋务运动欲“自强”而不强的结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