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其间,双方虽经多次激烈斗争,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终究没有倒下,其首要因素是 ( )
1919年,《每周评论》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直接解决”的主要表现是
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认为:德国再次挑起世界大战有其内在的人文因素,犹如“灾难的种子”。这个“种子”指的是
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在经过了几百年风霜雪雨的洗礼之后,他理想中的经济自由化竟然在现实中会遭遇如此的困境,并出现如此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为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此处梁启超批评了我国的传统史学的缺点是
“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种神圣……为人民所抛弃是毫无疑问的。”引发这种变化的历史事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