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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的精神
西中文
碑帖之争无疑是当代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情。清中晚期以来，书坛出现震古烁今的大家，其中碑派阵营的居多，充分说明这个书坛新流派具有深厚的潜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清季以来的碑学大家，他们往往从并不知名碑志取法，尽管原来的范本可能荒疏粗率，然而经过他们的手，却变成了雄健清新、儒雅典丽的风格。原作中的靡怯被塑造为柔美，荒率被升华为清新自然。这些相近的审美范畴往往仅是一墙之隔，经大师点化，便能化腐朽为神奇。这就不能不让人们对一个古老的信条产生怀疑：为什么取法乎上，只能得中；取法乎中，只能得下？为什么不可以取法乎下，反能得上？
体系的封闭性、技法的自足性、传承的递减性，是帖派理论先天不足的致命缺陷。那是帖派书法只能在一个既定的有限的范围内传承，从而失去了创造性，这才是帖学式微的根本原因。帖学的兴盛大抵是实行科举制度的时期，科举制度的保守性质使书法失去了创造的需求和动力。
碑学则不然，碑学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系统，它的取法对象远比帖学丰富而芜杂，其师法的触角几乎遍及书法史的各个时期、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更重要的是，和帖派的取法虔诚膜拜、心摹手追的心态不同，碑派更多的是涉取、化裁、改造和蜕变。对前人留下的作品和取得的成就，帖派奉为经典，怀着守成和奉祀的心态；而碑学则视为资源，用于取法和创造。创造精神正是碑学最可贵的精神。
创造精神原本是在中国书法古典时期形成的。古典时期书法没有权威、没有经典，也没有“取法乎上”的传承信条。从上层的文化官吏到民间的匠役，大家都在师法前贤、借鉴别人中探索前进。一些新的笔法（如波磔）、新的技法（如捻管转折）、新的书体（如隶变和八分书），被某些人发明试用，随后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群起仿效，而逐渐成为书法的新元素。最初发明这些技法、笔法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后人膜拜的对象反而被逐渐淡忘。因为在古典时期，人们看重的是不断的创造，而是不是膜拜权威。
到魏晋时期，随着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书法也实现了人性的觉醒，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把性情、襟度、风格寓于书法之中，使书法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这对书法品格的提升起到巨大的作用。就人文精神的建立而言，王羲之的功迹无疑是巨大的。然而这种人文精神势必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所谓技术，即书体的成熟和技法的完善。这些当然不是王羲之一人的功劳，而是许多前人共同创造的结果。
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靠两种精神支撑：一是创造精神，一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体现的是书法的品格、艺术高度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而创造精神则保证了书法演进有取之不竭的动力和资源。
在当代的流派格局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似乎帖派对碑派的不满和抨击更多，而少见碑派对帖派的不屑。帖派绝不会向碑派学习，而碑派倒是很乐于向帖派借鉴，甚而不排斥奉王羲之为圭臬。这种似乎不对等的流派格局其实也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二者所秉持的观念的差异。
当然，碑派最应该向帖派学习的还是其人文精神。帖派是一个充溢着人文精神和书卷气息的艺术领地，代代相传的“取法乎上”的传承信条保证了他的艺术高度和纯粹性。而碑派所取法的多是未经开发的原始书法资源，要把他们提升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并赋予其人文精神，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碑派书法家的成功率是相对较低的。尽管“取法乎下，而得其上”并非绝对不可能，但毕竟需要超乎常人的修养和智慧。作为一个书家，倾毕生精力能在某一个点上有所突破，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只要能坚持碑派的创造精神，这样的成就就是值得期待的。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8月第16期，有删改）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作为书法界的新兴流派，碑派书法家的成功率相对较低，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却不可忽视。

B．在碑学大家的点化下，原本荒疏粗率的范本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变为柔美、清新、自然。

C．科举制度的保守性使帖学形成守成心态，扼杀了书家的创新性，导致了帖学书法的式微。

D．王羲之寓人文精神于书法之中，提升了书法品格和艺术高度，从而成为帖派书法的始祖。

Ｅ．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撑起了中国书法艺术，它们尤其体现在代表新兴流派的碑派书法上。
关于帖派书法，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帖派书法是书坛的传统流派，它被学书者视为“上法”与圭臬。

B．帖派书法崇尚书法的品格、艺术的高度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

C．帖派书法形成于中国书法的古典时期，到魏晋融注了人文精神。

D．帖派书法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导致传承的递减、生命力的减弱。

对碑派书法，作者提出了什么观点？请分点概述。
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请依据文意，分析其中原因，并指出如何才能“取法”而“得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