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奉顾炎武为考据学的开山大师,道光、咸丰时期的学者则推崇他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一学风的变化折射出( )
明末李贽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材料表明李贽( )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与此对立的哲学观点是( )
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该言论旨在( )
黄宗羲指出:“……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为此,他主张( )
李贽在谈及《藏书》时说:(此书)“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见解与世不相入”,只能“藏之后世”。李贽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