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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文本的演变
儒家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也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作为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起源于子夏和荀子，并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演化。两汉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五经”、“七经”立于太学，“明经”、“孝廉”也设为察举科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中发挥了特殊作用。隋唐而下，经学与科举结合，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由此完成了经注的统一。高宗永徽四年《五经正义》颁行后，遂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其后，又有贾公彦作《周礼注疏》与《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称《九经正义》。唐代明经科，以《九经》取士，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之别；至唐文宗太和年间，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增加的《论语》、《孝经》和《尔雅》，均成为了教科书。
唐代学者整理的经学文本，是对汉代以来经学的一次大总结。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如此评析：“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也有学者认为，“正义”对经、注起了详解作用，有益于普及文化教育，但士人多以读经为敲门砖，并不以学术论争为意，从而造成了经典注疏的停滞。
北宋庆历以后，疑古之风始兴，不信前人注疏，务出新义。熙宁间，王安石改制，废置《仪礼》学官，而以《周礼》取士，并未将《春秋》列于学官。当时规定：“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其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春秋》大义难知，不利“经术造士”；《春秋》经传言灾异，不利变法；依《春秋》大义治狱，与王安石以法治罪相冲突。王安石自撰《三经新义》，颁行学校，作为士子惟一“经术”和科举考试标准。实际上，这是新党集体思想的结晶。“过分热衷于将一家注经之学定于一尊的作法是导致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之一。”
此后，经学文本进一步发展。朱熹从《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这是元、明、清读书人的必修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为适应读书应举的需要，宋代以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流行于世，清代曾有《弟子规》读本。
下列对 “经学”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

A．起源于子夏和荀子的经学，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演化成了一门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

B．经学在两汉时处于独尊地位，隋唐后因与科举结合而对儒家通识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

C．经学文本经朱熹得到进一步发展，《四书集注》是以后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

D．唐宋后数百年间，《五经正义》一直是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也是天下士子谨守的官书。

下列不属于“经学文本重大发展”的人和事的一项是（   ）

A．唐太宗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的《五经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后，遂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

B．贾公彦、杨士勋、徐彦在《五经正义》的基础上又拓展了经学文本，《九经正义》成为唐代明经科取士的经说。

C．宋代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这是元、明、清的必修教科书和和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

D．北宋庆历间，王安石改制，废置《仪礼》学官，而改以《周礼》取士，并未将《春秋》列于学官。

下列表述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论语》是经唐代学者整理的经学文本，被列为经学教科书是在唐文宗太和年间。

B．唐太宗和唐文宗，都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的训解、阐述，并完成了经注的统一，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C．宋以后《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教材之所以流行于世，与读书人适应科举的需要有着密切关系。

D．北宋庆历以后，疑古之风兴盛，王安石自撰《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其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前人经学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