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写道:“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私塾教师)相礼以革习俗。”这表明他寄望学校能够
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说:“历史主要是研究人的,但是在人的生活中,并不是一切事物都对历史具有同样意义……只有价值联系才使我们重视此一事件而忽视彼一事件……假使没有这种价值联系,那么我们对人类历史生活中的个别差别,将像对海上的波浪或风中的树叶那样漠不关心。”对此理解正确是
柏克在《法国革命论》指出:“1793年末,几乎全法国的教堂都被关闭或改成了‘理性庙’;行政命令各色人等一律以‘公民’相称;激进的妇女在菜市、路口巡视,强迫其他妇女一律穿长裤、戴红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这表明
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加强了根据地建设,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中国革命取得了重大发展。这些史实表明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灵魂是
抗战胜利后,重庆政协制定的宪法提到:“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一律平等。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于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这体现的原则是
1926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