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家克罗斯比在《哥伦布交流》的序言中说,“历史学者在探寻新旧世界重新接触的真正意义之时,受到传统的局限。生态学者或地理学者在粗略浏览了16世纪的原始资料之后会发现:哥伦布航行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生物意义上的。但连经济史学者也会偶尔遗漏这一点”。这表明作者( )
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M.Godtey)指出:“在史籍中并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有闲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材料中“引发人们经营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指的是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材料中两次“大变动”分别指的是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华文明的这个特点从根本上说应是得益于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下列制度中最有利于维护古代中国政治实体统一与连续的是
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产生与加强,中国古代出现了避讳制度,即要避免使用本朝帝王的名字,遇有相同的字时,必须改用其他字。下列各项中属于这种情况的是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