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家克罗斯比在《哥伦布交流》的序言中说,“历史学者在探寻新旧世界重新接触的真正意义之时,受到传统的局限。生态学者或地理学者在粗略浏览了16世纪的原始资料之后会发现:哥伦布航行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生物意义上的。但连经济史学者也会偶尔遗漏这一点”。这表明作者( )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又遭到列强的报复,这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更好的更现代化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濒于崩溃的帝王之家。”这里的有识之士应该是()
1891年和 1898 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刊出,康有为“既不尽依公羊典范,更不秉承今文家法。惟取能合用其说者,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材料说明康有为两部著作的特点是()
“江南制造总局担当了两重任务:第一,生产扩大军事工业所需的机器,供给总局本身和其他准备兴办的机器局使用;第二,直接生产军事上所需的轮船、枪炮、火药。”这主要体现了()
近年来,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评价问题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止。胡绳说:“从所代表生产关系来说,资产阶级是一比农民阶级先进的阶级,但从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上说,农民阶级远远超过资产阶级。”这一评述体现的史学观点是()
澳大利亚人莫里循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居住北京20余年(1897~1920),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下面这些资料中,他不可能留下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