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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古诗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这些“古诗”中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下列说法，与文章内容不相符合的一项是（     ）

A．魏晋时期，随着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人们重新探究先秦的名、法、道诸家。

B．魏晋时期，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盛行，产生了真正的纯哲学和纯文艺。

C．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成为魏晋时期的典型音调。

D．魏晋时期只要人的活动和观念不被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就能实现人的觉醒。

对文中材料的使用，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诗十九首》里的诗句表明文艺与审美比起其他领域，更能直接地清晰地反映“人的觉醒”。

B．借曹氏父子的诗歌意在说明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部分。

C．引用王羲之唱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人生哀伤是为了说明他世界观的消极、颓废。

D．“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形象地说明了觉醒之后的人们珍惜自己的生命，尽情享受自己的生命。

结合原文，谈谈你对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