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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人物”的塑造
刘凤芹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洛蒂认为：“能达到现实主义要求的不仅只是一种手段或风格，而是有无数的手段或风格。因而现实主义是‘无边的’。”他的论断为现实主义本身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当代开放的文化环境、多样的社会文学思潮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当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因而，在文学创作中，路遥执意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甚至为自己规定了“无榜样意识”的创作原则。由此看出，路遥的突破意识是十分明确的，突出一点就是他着力塑造“圆形人物”形象。
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对立因素。对立统一原则是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则。同样，人也是无数对立两极的合成：包括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对立；理智与情感的对立；意识与潜意识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美与丑的对立等。正如英国文学批评家福斯特所言，人是具有多面性的，这样的人他称为“圆形人物”。但是在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中所塑造的此类人物并不是很多，“扁平形象”却比比皆是。这些扁平形象多是一维构成，符合当时流行的二元判断（即黑白逻辑），非是即非，非善即恶，非白即黑。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似乎只有二元，排中律的使用使得那段时期的文学里只有两种人，要么好人要么坏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中间区域被人为地删除了。于是立体变为平面，复杂化为简单，内在化转为脸谱化，真实被扭曲、剥夺。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对人物的简单判断简直达到了极致——完全以阶级属性为标准进行二元判断。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甚至是“改革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延续着这种模式的判断。
路遥对于这种现象是颇为不满的，决心“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间分不清‘好人坏人’的人”，《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是这种有意识塑造的一个“圆形人物”。对于他，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他既不像梁生宝脚踏实地地为集体事业而贡献全部力量，也不像郭振山一味热衷于营建自己的安乐窝；既不是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之人，也不是不择手段的庸碌宵小之辈；他的追求目标正当且高远，追求方式却又下作而卑鄙；既有保尔的坚韧，又有于连的钻营；他不鄙视任何一个农民，却从来不打算一辈子务农；他抛弃巧珍的态度是决绝的，但内心却备受道德谴责的煎熬；他鄙视、痛恨利用权势牟取私利，却又坦然仰仗权势、不正之风牟取私利；他的灵魂光明又污秽，内心自卑又自亢。这些十分矛盾的性格汇聚其一身，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人生》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热烈的大讨论。对于习惯于二元判断的读者来说，高加林的出现无疑打破了他们的惯常思维，我们很难说他是英雄，却又不能说他是坏蛋，在这里采用非好即坏、非肯定即否定的简单化的判断是解析不清这个“圆形人物”的。但是，对于这种打破，读者不但不感到别扭，反而感到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有着“感同身受”的震撼。这不能不说是路遥的巨大成功。
其实，任何一个典型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路遥总是注重挖掘、表现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其笔下的高加林、黄亚萍、高大年、高明楼、孙少安、田福堂、孙玉亭、刘丽英等莫不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完全突破了以往好人与坏人完全对峙的僵硬模式。
（节选自《名作欣赏》，有改动）
下列关于“圆形人物”的解说，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加洛蒂和英国文学批评家福斯特看来，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一定是具有多重人格的“圆形人物”。

B．文学作品中的“圆形人物”立足于表现人物的真实，反对将人物形象脸谱化、类型化，强调塑造立体人物，凸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C．路遥决心要创造出“一个急忙间分不清‘好人坏人’的人”，这表明在他看来，“圆形人物”应是让读者无法抉择、无法取舍的复杂形象。

D．那种突破人们的习惯思维，汇聚十分矛盾的性格于一身，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读者强烈反响的文学人物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圆形人物”。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及中国当代日益开放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学思潮的多样性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圆形人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B．在“文革”期间，受社会影响，人们习惯于以阶级属性为标准评价文学人物，这种评价观严重阻碍了后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新兴文学流派的发展。

C．在路遥的作品《人生》中，高加林是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不仅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也结束了中国文学“圆形人物”空缺的历史。

D．对于习惯了简单的二元判断的读者来说，“圆形人物”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他们的思维模式，颠覆了他们的价值观，这是“圆形人物”不易被读者接受的主要原因。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当代文学所塑造的文学人物中缺乏经典的“圆形人物”，而“扁平形象”却比比皆是，这说明当代文学在塑造人物上是失败的。

B．社会流行二元判断（即黑白逻辑），非是即非，非善即恶，非白即黑，这是当代文学习惯于塑造“扁平人物”的社会成因。

C．无论世界多么复杂，人们始终用二元判断来界定文学人物的好与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作家很难塑造出经典的“圆形人物”。

D．在塑造人物时，只有注重挖掘、表现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重性与复杂性，突破好坏完全对峙的僵硬模式，才可能塑造出经典的“圆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