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中国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要告诉人们在西欧或现代中国以前的时代与今天仍旧相关的东西。”在这里,布罗代尔强调的是
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7月郑重承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上述材料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
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战略中心,依次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其中实现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成功转移的直接因素是
“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他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这样做是因为
张鸣在《苏维埃乡村追求》中指出,“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农村的开展以及农民对这个运动的理解,暗示了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趋向以及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其中“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主要是指
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说:“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一认识对当时中国产生的影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