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就社会转型的问题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按此推理,近代中国近代化进程应走的道路是
梁启超曾自述道:“黎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天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的相同之处在于
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的口号,认为“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尊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据此可知其核心作用是
王韬认为:“唯君民同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递------如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与王韬这一认识相一致的是
戊戌变法后,清廷命各省学政广为刊印张之洞《劝学篇》一书,理由是该书“卫人心大有裨益。”清廷此举的目的是
某文献中有这样的描述:“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据此判断,该描述最可能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