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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胶州路728号那场不该发生的大火，终于还是发生了。无论怎样努力的救援，都不能让滚滚烈焰中的同胞逃出生天。紧接着，是河南中平能化集团矿难，贵州大坡煤矿透水事故，总共49名矿工兄弟死亡。最新消息则是，11月30日，湘潭县谊德煤矿透水，至少7人被困井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人民日报这篇时评标题，就显得特别振聋发聩。
是的，是到讨论生命与发展的优先排序的时候了。这是因为，生命权利与发展的冲突，已经太多，由此引爆的生命悲剧，也实在让人应接不暇。矿难，血拆，火灾，泥石流，石化爆炸，工业污染……几乎每天都有突发灾难，几乎每天都有同胞遇难，仿佛一场连绵不绝的冷战争，不知伊于胡底。
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是发展的代价。发展是硬道理，往往被曲解为一切为发展让路，包括生命。正是出于这样的曲解，怎样的灾难，怎样的悲剧，都不能打动某些人的铁石心肠，发展往往蜕变成排他性的发展，不顾一切的发展，亦即冷酷的发展。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理念，被广泛沿用到和平发展时期，成为某些人的主导思维。所以业主自焚的熊熊大火无法动摇他们强拆的决心，他们会镇定地指挥强拆队伍继续推进；所以在业主因强拆不幸遇难之后，他们可以毫无愧疚地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所以当宜黄血拆震惊中外之时，宜黄部分官员竟会有着迥异于舆论的判断，不是同情死伤累累的钟家，而是同情仅仅被免职的宜黄主官。
那些主张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主张发展可以不计代价的人，相信也并不愿见到悲剧的发生，相信也曾阻止悲剧的发生。不愿死人，人同此心，他们不会例外，这毋庸置疑。但更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不愿见到悲剧的发生，但也不怕悲剧发生。他们不愿死人，但也不怕死人。所以，尽管他们也曾阻止悲剧，但他们没有尽到全力，不肯望自焚而止步，不肯望跳楼而止步。发展，就这样往往成了嗜血图腾，而凌驾于生命权利之上。
不怕死人，这正是导致一切生命悲剧的终极原因。这种心理反映到体制层面、公共政策层面，就是死得起人。只是因强大舆论，才从宜黄事件起，将导致血拆悲剧的责任人免职，而在此前如媒体报道，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个个都在，这咄咄怪事无疑披露着一个荒诞的逻辑，那就是，GDP少了是要丢官的，但为了GDP逼死人，则可以不丢官。生命和发展优先排序的本末颠倒，至此昭然若揭。
不仅体现于仕途安排上，死得起人更体现于经济安排上。因为生命的无辜夭亡，责任人不仅要丢官坐大牢，更要在经济上赔得倾家荡产，如果能这样明定刑典，就会让所有无良企业和无良官员，哪怕仅仅出于盈亏算计，也不敢对生命轻慢。但是惩罚性赔偿的缺位，使得生命的价值可以很轻松地换算成责任人容易承受的数目字，甚至可以将这数目字事先就摊入成本预算之中。人可以死企业不能倒，生命赔偿要服从企业盈利或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生命和发展优先排序的本末颠倒，在这里再次得到无情的印证。
是时候了，是时候对传统发展逻辑全面反思了，是时候对生命和发展的关系拨乱反正了。现在不是倡导包容性增长吗？这里的包容，首先应当包含生命。“发展为了人，安全第一位。我们要安全发展，不要血淋淋的发展。”《人民日报》时评这一振臂之呼，理当升级为全民共识，升级为发展方式转型的指南。
回顾一下前不久的智利矿难吧。整个国家都被矿难动员起来，整个国家都为救援行动起来，他们事实上是把矿难当做了国难。这才是对待生命的正确的态度。不仅矿难即国难，而且每次灾难都应是国难。因为，国不是别的什么，国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国民，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组成的。国是所有国民的生命共同体，所以，每一次生命悲剧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每个同胞的生命权利都攸关所有同胞的生命权利。无分贵贱，无分穷富，无分老幼，每个国民的生命安全都应受到国家的同等保护。
在这点上，没什么口子可开，没什么条件可讲，发展也不可以！如果让发展蜕变成吞噬生命的黑洞，发展不只对遇难者毫无意义，对所有幸存者也没有意义，因为，生命悲剧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可能是主角——纵然生命悲剧都是小概率事件，但谁又能担保，那样的小概率不会有一天轮到自己头上，今天的幸存者不会是明天的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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