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至1913年,中国的政党据不完全统计有312个,上海和北京占了一半以上。影响最大的是国民党、统一党、民主党、共和党。这些政党的党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立宪派、知识分子、乡绅地主。党员入党没什么手续,有的有党证,有的连党证也没有,打个招呼就成党员了,如梁启超有3个党籍,章炳麟有5个党籍,黄兴有11个党籍。以上现象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说:“凡尔赛条约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暴的行为之一。”这是因为
马克垚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民主政治有“原则民主和程序民主”。原则民主指的是一种把民主当作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人类核心价值的体现而加以赞美的态度。程序民主指的则是一种把民主当作治理人类社会的最好手段来予以认同的态度。根据上述观点,美国《1787年宪法》应该是
南怀瑾说“历史的记载,不外人与事。从人的方面来讲,大概又分两个方向来立论,拿旧的观念说:一个是经,一个是权。经是大原则,不能变动,权又叫作权变,就是运用的方法。”就中国近代而言,下列属于“经”的是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短时期内,国民政府组织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将东部沿海的大部分高等学校和大量战略物资、工矿企业抢运到了云、贵、川等地。有史学家称其为“东方的敦克尔大撤退”,这次“大撤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北平部分国民党员于1931年9月19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也提出“立泯派系之见,共赴国难”。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