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的“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为此,我国采取的重大措施有①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②中共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③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④提出并实践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作为现代宪法的基础的一些普遍原则,即那些为17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难于理解和在当时的大不列颠尚未获得全胜的原则,已在新英格兰的法律上得到全部承认,并被订于法律的条款之内。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所有这些,都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该材料反映
历史总是多样的,但不同之中也偶有一致之处。17—18世纪,当欧洲各国纷纷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时,中国明清政府仍继续坚守“重农抑商”的政策,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
下图是新中国某时期河南省某县发行的“觉悟票”正面及背面说明,对其解读正确的是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感慨道:“濂洛关闽,年湮代远,不可作矣。问有如黄顾颜王之艰苦卓绝、独创学风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江永、戴震之立书著说、发明绝学者乎?无有也。问有如俞樾、黄以周之久主书院、门弟子遍于东南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李善兰、华蘅芳之精研历算、译著传于天下者乎?亦无有也。有之,则载政客为巨魁之学会及元勋伟人之政书尺牍耳。”作者为何有此感慨?
民国某年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中说:“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宣言中声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