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这表明李鸿章强调国家走向富强最终取决于( )
近代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写道:“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材料不能反映的是( )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由此可见宋朝( )
隋唐创建科举制度之后的千余年之中,有关该制度的存废之争曾多次发生,如唐代的“府学之争”;宋经术与文学之争;王安石变革考试内容,改诗赋为经文;明太祖朱元璋罢停科举等。科举制“存废之争”的实质是( )
唐代的三省是三个政府机关,三省长官共为宰相,形成宰相集体,与皇帝一起在政事堂讨论国家大事并作出决定、制定政策,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布“最高指示”。材料体现了唐代( )
随着时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的嬗变。在此,“再一次寻找制度建构”指的是( )